“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以艺术来传达富贵,于一般匠人而言,图画多不离牡丹,诗歌则不离金玉。
古人的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确实是堆金积玉的。如唐代李咸用的《富贵曲》道:“画藻雕山金碧彩,鸳鸯叠翠眠晴霭。编珠影里醉春庭,团红片下攒歌黛。”贯休的《富贵曲》道:“琼树玉堂,雕墙绣毂”;“佳人醉唱,敲玉钗折。”这些诗歌充斥着金玉意象,显得富丽堂皇,绚丽迷人。
但是,这种诗歌并不能获得有见识的诗评家的认同。“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是江为的两句诗,《漫叟诗话》却说:“作此诗者,决非贵族。”晏殊也指出“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不是富贵语。陈师道认为“归来未放笙歌徽,画戟门前蜡烛红”,乃是对富贵隔膜者的诗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贯休“刻成筝柱雁相挨”、韦楚老“十幅红绡围夜玉”之类的诗句,折射了作者实际上“不曾近富儿家”,“乃贫眼所惊耳”。这些酷评不堪入耳,而更有甚者,晏殊曾经指出:“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乃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晏殊对这首伪富贵诗的排斥和轻蔑,可谓无以复加了。
那么,古人心目中理想的富贵诗该如何呢?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中有一则记载颇能说明问题。“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晏殊出身卑微,却做了善言富贵的太平宰相。晏殊诗词中从来不用“金”“玉”之类的字眼,其逼人的富贵气象,来自诗词中闲静典雅的氛围——这是对富贵最好的注释。
孔子说:“藏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刘禹锡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何陋之有?”所以堆金积玉,可能是暴发户的做派;平常陈设,也能彰显富贵之气。《红楼梦》描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生活,对贾政、王夫人室内的陈设这样写道:“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磊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这里反复写到“半旧”的陈设,但丝毫无损于贾家的富贵尊荣。使用频繁的物件,变得陈旧是很自然的,不陈旧倒有点不合情理。所以脂砚斋很认同曹雪芹对贾政、王夫人室内陈设的描写,她评点道:“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
鲁迅也曾经指出:“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但需要指出的是,富贵诗并非和“金、玉、锦、绮”等字眼冰炭不容。如黄庭坚认为“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定非穷儿家语;胡仔认为“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晓春鸡报”殊有富贵佳致;袁枚也认为“烛花渐暗人初睡,金鸭无烟却有香”乃富贵诗的绝妙者。
没有经历过富贵生活的人,缺乏必要的生活体验,写不出富贵诗,虽强而为之,终究难免隔靴抓痒;而锦衣玉食的富贵中人,也未必能写好富贵诗。一方面,因为“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另一方面,因为欢时易过,富贵快乐很难进入心灵的深层体验;而穷愁难挨,痛苦点点滴滴积淀于心中,更容易使人忧思感愤。所以一般说来,穷愁痛苦之言易巧,而富贵欢娱之辞难工。正因为如此,所以文学史上富贵诗不多,地道的富贵诗更是凤毛麟角。
富贵,是一种骨子里的闲逸,和满身的珠光宝气无关;富贵诗重在意境上的雅致,和堆金积玉无关。明乎此,不仅可以使自己在精气神上修炼出一份高贵,而且对于诗歌的了解也更深了一层。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