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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21日 星期三

    张梦阳:陪了鲁迅一辈子

    作者:计亚男 杜羽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21日 16版)
    200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1周年,张梦阳在绍兴考察。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求索】

    学人小传

        张梦阳,1945年3月13日生于甘肃天水,祖籍山东临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主要学术成果有:《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卷一分册,共1000万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共187万字),获国家图书奖,收入《中国文库》;《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共116万字),获2016年国家出版基金支持。另有学术随笔集《静斋梦录》《中国当代文学百家丛书·张梦阳散文精品集》《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鲁海梦游(张梦阳卷)》和《鲁迅的科学思维——张梦阳论鲁迅》;叙事抒情长诗《谒无名思想家墓》;译著《中国人气质》(与人合译)及长短文章数百万字。

         1951年夏,正是南京最溽热的时节。在湖北路上的一座民居中,6岁的张梦阳安静地坐在凉席上,听母亲给他讲一本名为《鲁迅的童年》的小人书。这是他第一次知道鲁迅,第一次见识绍兴的石板路、乌篷船。

     

        那时的张梦阳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为了撰写《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自己会追寻着这位文学巨匠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在泛着青灰色暗光的石板路上疾走,乘着煤烟和桐油漆成的乌篷船,在东湖中漫游。

     

        那时的张梦阳更不会想到,自己此后的一生,不管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河北香河县语文教师,还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都从未停止过阅读鲁迅、思考鲁迅、书写鲁迅。“鲁迅”始终是他生命中的关键词。

     

        张梦阳用一生的时光,追随鲁迅,陪伴鲁迅。如今虽然已年逾古稀,却仍然坚守。

     

    种子

     

        走进北京西郊张梦阳的寓所,不出意外,书房、客厅乃至卧室,都摆满了与鲁迅有关的书籍。最早的,是一套1959年出版的《鲁迅全集》。

     

        “我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长期在北京市政局担任高级工程师。他认为学文科成才不易,希望我像他一样学理工科,有一身可以安身立命的本领。”但热爱文学的张梦阳,执意要走文学之路,父亲拗不过,只好转而支持,而且支持的力度着实不小。1964年,张梦阳刚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时,父亲下狠心,花了二十多元给他添置了这套《鲁迅全集》。父亲知道,张梦阳喜爱文学,尤其爱读鲁迅。

     

        1958年,在北京二中念初一的张梦阳,看到选入语文课本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刹那仿佛回到了童年时,母亲为他讲述的那个略显遥远、陌生却又无比新奇、有趣的鲁迅的世界。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比小人书中的丰富多了,也精彩多了,少年张梦阳初尝了文学的滋味。

     

        到了高中二年级,作文课是散文家韩少华讲授的。韩少华讲得很细,他让张梦阳仔细揣摩《祝福》与《藤野先生》是如何开篇的。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祝福》)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世界,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藤野先生》)

     

        韩少华告诉张梦阳,《祝福》的“毕竟”二字最有味儿,既加重了笔调的婉转,又使人预感到了小说的悲剧气氛与“我”的无奈。《藤野先生》的“无非”一词值得反复咀嚼,这开头一个长句,徐迂转曲,视觉感很强,富有诗意,为全篇定了调。

     

        韩少华的这些提示,一直“焖焐”在张梦阳心中,不断“反刍”,使他渐渐对文章之法有所感悟。在学习鲁迅的写作方法之外,张梦阳的心底也埋下了研究鲁迅的种子。

     

    焖焐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图书馆关门,还在读大二的张梦阳无书可读,父亲送他的这套《鲁迅全集》成了“救命书”。

     

        1973年,张梦阳被分配到河北香河,在一所村办小学做起了“戴帽高中班”的语文老师。陪伴他的,还是《鲁迅全集》。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戴帽高中班’了。村里原本只有小学和初中,但大队书记提出来要让学生‘上高中不出村’,就给小学戴上了高中的帽子,办了高中班。说是‘戴帽高中班’,其实就是瞎胡闹。”当年的辛苦,张梦阳至今难忘。早晨一起床,就要去农田里劳动施肥;白天上课,主要内容是没完没了地读报纸;晚上则是冗长无聊的会议,常常十一二点才结束。好不容易开完了会,时间可以归自己支配了,但三个老师挤在一间又脏又破的小屋子里,别人要睡觉,张梦阳想开夜车都没有地方去。无奈之下,他只好从被窝里头探出身来,在床前支一块木板,点上用糨糊纸自制的油灯,又读起《鲁迅全集》。

     

        “在这种情况下读书,印象非常深刻,再加上我的记忆力不错,把《鲁迅全集》特别是杂文部分读得烂熟。说出一个文章的标题,很快就能从书中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虽然我参加过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但对新版的熟悉程度远不如1959年这版。这就像乒乓球运动员,更喜欢用自己熟悉的拍子。”

     

        多年的农村生活,逼迫着张梦阳自创了一个写作的绝招——“焖焐法”。没有条件在书桌上铺开稿纸写作,他就打腹稿。无论是开会、劳动,还是处理生活琐事,他的脑子里都在构思文章,“用大脑思索文章,用小脑应付俗务”成为他生活的常态。

     

        到了周末,本地老师全都回家了,只剩张梦阳一人留在宿舍,他才摊开稿纸,一笔一画,把在心中“焖焐”成熟的文章直接复写上去。同事见到报纸上发表他的文章,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无不感到惊讶。只有当时和他在一个县任教的挚友、作家汤吉夫清楚:“梦阳是恨不能连标点符号都在心里‘写’好了,才在纸上动笔呢!”

     

        1979年,在林非等几位知名学者的努力下,张梦阳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铺开稿纸写作了,但这个被“逼”出来的习惯,张梦阳没有丢掉。他还总是先在心里“写”,直到文章在胸中“焖熟”了,才落到纸上。现在,虽然已年过古稀,但张梦阳沉思、冥想、默记、心写的功夫仍然不减当年。

     

    果实

     

        在张梦阳的书架上,不仅能看到各种版本的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专著,《莎士比亚全集》《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世界文学名著也无一缺席。

     

        张梦阳生活在鲁迅的世界,四十多年,从未改变。但他对鲁迅的这份痴情,绝不盲目,他常常督促着自己跳出鲁迅,甚至跳出中国,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观察鲁迅。

     

        1996年10月底,在上海参加了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张梦阳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在八大处市政医院的住院病房,已是弥留之际的父亲,一听到张梦阳呼唤“爸爸”,突然睁开了眼睛,应声了。张梦阳把刚刚出版的专著《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举到父亲眼前,父亲从被子里伸出枯干的老手,接过书,抚摸着雪白的书皮,用带着山东乡音的普通话说了两个字:“不赖!”

     

        父亲走得很安详。因为他知道,当年为儿子买的《鲁迅全集》,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结出果实。

     

        张梦阳研究鲁迅散文的语言,那是他少年时代就萌生出的想法。50年后,梦想成真。在论文《论鲁迅散文语言的艺术发展》中,张梦阳指出,鲁迅散文的语言前期平白,中期“绚烂”,后期则如烈火化为青烟,淡然而升,也让他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文体家”。当然,文章里少不了引用韩少华对《祝福》《藤野先生》的评价。

     

        张梦阳从精神现象学角度分析鲁迅,完成了专著《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他关心鲁迅的思维方式,出版了专著《鲁迅的科学思维——张梦阳论鲁迅》;他想探究鲁迅的本原思想,发表了论文《“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以正视听。

     

        从世界看鲁迅,也要学着像鲁迅那样看世界。鲁迅去世前十几天曾发表过一篇杂文,文中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为了完成鲁迅的这个心愿,从20世纪80年代起,张梦阳就立志翻译这本《中国人气质》。但开译之后,才知此事之难。《中国人气质》的作者亚瑟·亨·史密斯,是一位英国裔的美国传教士,1872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在他的书中,既有英国典故,又有美国成语,还引用了大量中国经典、俗语,而且写作的语言是100多年前的英语,英译的中国经典、俗语又不甚准确,找到对应的汉语原文很是困难。

     

        “既然上马了,就得硬着头皮译下去。有一次,为了还原一句孔夫子的话,我在办公室查了两天一夜的《十三经》。从食堂打一顿午饭吃一天,夜里太困了,就把椅子摆成一排,用两本《辞源》当枕头,稍歇一会,醒来接着找,终于在《论语》中查到了,原来是‘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此时的张梦阳虽然困乏至极,但却像在荒野中发现了矿藏的勘探队员,满是兴奋。自1995年出版后,张梦阳主译的这本《中国人气质》一版再版,至今仍在重印。

     

        写专著、发论文、译作品,除此外,张梦阳还做了三件“大事”。为了抢救、保存珍贵史料,张梦阳用了十余年时间主持编纂了约1000万字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此后又花费数年光阴,撰写了后来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全面梳理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

     

        这两件“大事”,耗去了张梦阳二十多年的时光。2003年,他终于有机会进行自己念念不忘的另一件“大事”——创作长篇文学传记《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

     

    苦魂

     

        2015年7月8日凌晨,《苦魂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怀霜夜》写至尾声,张梦阳有些累,就在床上眯了一会儿。似睡似醒之间,他想到了萧红的一首诗——《拜墓》:

     

        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的墓边。

     

        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

     

        只是说一声:久违。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的石匠钻着墓石的声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叶跳跃了起来,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

     

        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

     

        我们走出墓门,

     

        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

     

        我不敢去问那石匠,

     

        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

     

        深夜3点多,张梦阳从床上爬起来,三部曲就以这首诗结尾。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他看了一眼时间,5点55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就是在这个时间去世的。这会不会是一种不祥的巧合?张梦阳来不及休息,马上把电子稿发给了华文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他担心,自己万一倒下了,书稿将永远被锁在电脑中。

     

        张梦阳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苦魂三部曲》他已“焖焐”了多年,直到2007年12月底的一天,三部作品中的各种场景、氛围、细节,鲁迅和他周围人物的音容笑貌、行动举止突然从脑海中喷发,好像电影一样在他的眼前浮动。

     

        “我仿佛走进了东昌坊口当年的古街、酒店、新台门的大院,和少年鲁迅以及他的父母、兄弟、亲戚、友人,生活在一起。我激动不已,恨不能一下子就把三部曲全都打入电脑。夜深躺在床上,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颇有点儿‘君子好逑’‘寤寐求之’的劲儿,但求的不是‘窈窕淑女’,而是好书好文章。”然而,就在这一天子夜时分,张梦阳突感胸口憋闷,出现窒息,险些离世。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刘纳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文学所(中国社科院)一位退休研究员又在写《鲁迅全传》。当他写至深夜心脏病发作,独自打了的到阜外医院抢救,他拒绝做瓣膜置换手术。他说:‘我怕麻醉以后把《鲁迅全传》的构思忘了。’”这个退休研究员当然就是张梦阳,他的确说过这样的话。

     

        “倘若手术完成,从麻醉中醒来,《苦魂》的构思全忘了,还不如死了呢!《苦魂》就是我的命!如果《苦魂》没有写出来,那真是死不瞑目!”这次病危,让张梦阳更加认识到,自己什么都可以放弃,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苦魂》。

     

    深读

     

        从熟读《鲁迅全集》,到编写《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鲁迅学通史》,撰写《苦魂三部曲》,张梦阳已经有了足够的史料积累,但他要求自己,必须“深读”。

     

        所谓“深读”,就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阅读鲁迅,从而让更多的读者懂得鲁迅作品的真正价值。对鲁迅的生平史实的处理,则必须努力“返真”,以严格、周详的科学考证,拨开“神化”“鬼化”和“俗化”鲁迅的迷障,还给读者一个“近于真相”的鲁迅——这才是当今鲁迅研究学者的迫切任务。经过反复思考,张梦阳觉得,他的这部鲁迅传虽然汲取了一些长篇小说的写法,但本质上仍属于文学传记。

     

        说起为了这部书所做的实地考察,张梦阳回忆,早在1969年,他就独自一人远赴绍兴朝拜鲁迅了。他边走边打听鲁迅故居,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大门紧闭,只能在墙外闻闻味儿。

     

        “从墙内散发的野草气味儿,和石板路上戴毡帽的农民身上,我似乎感到了鲁迅所描写的绍兴风味,中午还在小饭铺花一角钱喝了碗面汤充饥。”但这只是一个青年粗浅的体验,为了《苦魂三部曲》,张梦阳又十下绍兴,四下杭州,“如果不实地考察,就感到无从写起,只好不惜工本,宁愿荡产,也绝不空谈胡谗。”

     

        在绍兴,张梦阳买了茴香豆和各种黄酒,体会阿Q、孔乙己当年喝酒吃豆的滋味;在咸亨酒店一坐就是半天,观察绍兴人是怎样喝黄酒的;乘乌篷船逛东湖,游小河,去安桥头,望会稽山,回味鲁迅故乡的风俗世情;甚至半夜从鲁迅故居徒步走到府山,在黑暗中登山,想象少年鲁迅在父亲死后登府山的悲凉心境。在他看来,细品史料和实地考察,不仅能够保证传记的史实性,而且也可以从中发现生动的细节。

     

        张梦阳希望,《苦魂三部曲》能从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细节中,写出真实生活的“质地”,并从中提炼升华出一种哲理与诗韵相融合的美。做一个哲人与诗人融化在一起的哲理诗人,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他写作鲁迅最大的感悟。

     

        “张梦阳先生的《鲁迅全传》是竭尽全部心力的背水一战。他绝不给自己留下退路,向死而生,把对鲁迅传统的现世传承和对民族精神的时代塑造都悉数写进了文本,是一次以命相搏的悲壮的完成。”作家凸凹说,“他用整个生命去与传主呼应。他虽然是著名的鲁迅研究家,在学理上,对鲁迅有着坚实、准确的把握,但是,他摒弃书斋式的静态的作业方式,而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扔’进鲁迅的世界中去,让主客体之间进入一种燃烧博弈、激活互动、精神共振、一同生发的‘我们’式的关系,一起生活、一起思考、一起抗争、一起倾诉、一起关怀、一起发声。整部作品,主客体高度融合,以至于让人感到,他既是在写鲁迅,也是在写自己,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和心灵样相。”

     

        2016年,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之际,这部经过数十载酝酿准备、13年的构思写作,116万字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终于全部出版。张梦阳了去了心中最大的一个愿望。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评价说,斯世得见斯书,诚槁梧而留独弦,秋昊尚遗疏星,可告慰往圣并昭来叶。

     

        (作者:计亚男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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