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昭晰：保护文物不能光靠“拍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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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毛昭晰，1929年出生，祖籍浙江奉化，史前史学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际博物馆协会会员、英国图书馆协会会员。主要著译有《世界上古史纲》（合著）、《世界上古史》（合著）、《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特约编辑）等，此外还发表了《羽人和海上之路》《浙江支石墓的形制和朝鲜半岛支石墓的比较》《关于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几个问题》《江南文化和古代日本》《遣唐使时代五岛列岛和明州的关系》《腊玛古猿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蒙昧时代低级阶段是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论古典奴隶制是否奴隶制的典型形态》等数十篇论文。他参加翻译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被学术界列为30种中文史学名著之一。

 

    作为教授，三尺讲台前，学生们犹记“他讲课时用德文、英文、俄文、意大利文互相校勘史料”的那份潇洒；作为专家，他在专业领域屡填空白，发布的创见一次次在学界引起震动；作为官员，他保护了众多文物古迹，使浙江“文物大省”的赞誉当之无愧。

 

    他就是中国文博界功勋卓著的名家——毛昭晰。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井研县黄石坎发现的蜥脚类马门溪龙科峨眉龙属的恐龙化石新种，为表彰毛昭晰在文博事业上的贡献，这一新种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毛氏峨眉龙”。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毛昭晰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述往圣思来者、赓续道统和学统的使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2009年6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毛昭晰等21位文博专家“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表彰决定这样写道：“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始终心系文博事业，为文化遗产保护呕心沥血，奔走呼吁，实践着他‘要为保护文化遗产奋斗到底’的铮铮誓言。”

 

一

 

    1986年，一条新闻轰动日本史学界——《稻作农业传播到日本的路线 中国学者提出新学说》。此前，日本史学界一直认为，稻米是从阿萨姆和中国的云南经华南、台湾、琉球群岛传到日本九州的，而在日本岛根举行的松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毛昭晰提出了全新观点：稻作农业传播的先决条件是传播者必须具备种稻技术，而琉球群岛农业出现是800年前，让当时以捕鱼为业的渔民来传播稻作农业，这是不可想象的。

 

    毛昭晰考证后提出，稻作农业是从中国长江下游的浙江舟山经海路传入日本的,其“江南道路说”很快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同。

 

    在韩国，学界一直认为稻作是从中国的东北传入朝鲜半岛的。1995年，毛昭晰应邀在汉城大学（今首尔大学）演讲时提出新观点：稻作农业是在史前时代从中国江南越过大海传入朝鲜半岛的，并列举许多事例以证明。此论一出，韩国学界一片“哗然”。

 

    “哗然”之后，韩国探险协会会长尹明喆博士等四位学者专门来验证毛昭晰的观点，他们从浙江镇海乘竹筏向朝鲜半岛漂流。首次漂流因遇台风而失败，1997年再次漂流历时24天，终于成功登陆仁川。此事轰动世界，各国媒体纷纷报道。

 

    自1978年起，毛昭晰倡议开设文物及博物馆学专业，多方奔走，他当时执教的杭州大学终于从1981年开始招生。毛昭晰亲自制订课程计划，亲自授课，为日后浙江省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培育了大批人才。

 

    就在毛昭晰纵横驰骋于专业领域并取得累累成果时，一纸任命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83年6月，浙江省委决定：任命毛昭晰为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

 

    但毛昭晰舍不得讲台，一开始拒绝了这一任命。浙江省委耐心做他的工作，同意他关系留杭大，边教书边兼职。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昭晰同意了。

 

    一个本可独步学界的优秀学者，不情愿地走入仕途，却成为浙江文物界的大幸。正是这一纸任命使浙江这个“文物大省”的大批古城、古镇、古文物在城市化狂潮中免于被毁。

 

    一上任，毛昭晰便深陷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剧烈冲突之中。

 

    刚踏进办公室，电话就急剧地爆响起来：“毛局长吗？我是宁波的文保员，他们在拆月湖庵啊……”电话里的声音焦急万分。

 

    电话是宁波市一个叫王奎堂的业余文保员打来的。

 

    宁波市区有个月湖，月湖旁有个月湖庵，400多年前，日本画圣雪舟居宁波时常去此处，这是一个重要的文保单位。

 

    王奎堂上班途经月湖庵时发现，农民工正在月湖庵房顶扒瓦片，月湖庵怎么能拆？忙趋前询问，农民工说，有关部门要求他们一周内将月湖庵拆除。王奎堂急了，忙赶到市文物局，局长无奈地说：我们已无力制止，只有找省文物局的毛局长也许还有救。

 

    毛昭晰顿感问题严重。他马上给宁波市长打电话制止，随后又给分管副市长打电话：“月湖庵拆除有没有报批？未批就拆，这是严重违法的事件！不能拆啊，马上停下来！”

 

    在毛昭晰的制止下，月湖庵拆除工程停下了，但三进楼宇的第一进已被拆掉。

 

    同样是宁波，为建公园，决定将张苍水故居搬迁。毛昭晰闻讯立即打电话，劝说宁波放弃搬迁。他说：“张苍水是民族英雄！他的故居已有400多年历史，是重要的文物，不能拆！”宁波方面辩解说，异地重建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严肃表示：“异地重建就是对文物的破坏！”

 

    张苍水故居保下来了。后宁波盛传，张苍水故居没拆“是因为一位领导发脾气拍了桌子”，这个“拍桌子”的领导就是毛昭晰。毛昭晰闻讯苦笑了，他哪会拍桌子，保护文物的事不是“拍桌子”能解决的，更多时候需要求人。

 

    1985年，毛昭晰视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所见景象使他非常痛心。

 

    1973年，余姚河姆渡考古发现轰动世界，400平方米的古粮仓内堆放着120吨稻谷。世界考古史记载，最早发现水稻的记录是印度和泰国。河姆渡的发掘改变了这一记载，出土的水稻距今7000年，比印度和泰国都早，河姆渡因此被称为“古代水稻圣地”，稻谷首先由印度和泰国发现的历史被改写。日本人更是把河姆渡奉为“世界水稻圣地”。

 

    然而“圣地”正在被世俗侵蚀：河姆渡遗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仅4户人家，到20世纪80年代已繁衍成两个村庄40多户和3个工厂，轰动世界的遗址正在被蚕食。

 

    一个省文物局局长，没有决定行政区域搬迁的权力。毛昭晰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突然，他想起对文物很重视的老省长李丰平，遂登门拜访。

 

    听了毛昭晰的汇报，李丰平坐不住了：“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现场座谈会召开了。会议决定，遗址现场的村庄和工厂限期搬迁，经费由省、市、县三级财政解决。更使毛昭晰振奋的是，就在这次会上，他关于建立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建议得到通过。

 

    1993年，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1986年某日，一位长者走进毛昭晰办公室，递上了一封由绍兴四位社会贤达联合署名的《为保全绍兴市秋瑾纪念碑的紧急呼吁》。

 

    读罢此信，毛昭晰眉头锁紧。

 

    绍兴，一个具有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在城市化浪潮中，古城的文物也面临危机。秋瑾纪念碑矗立在绍兴市中心的解放路上，有人认为妨碍交通，市里决定搬迁。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投书者是邵鸿书，绍兴稽山中学校长。“秋瑾纪念碑不能拆啊！”老人对毛昭晰说。

 

    “绝对不能拆！我一定不让他们拆！”毛昭晰坚决地说。

 

    送走老人，毛昭晰拨通了当时正在绍兴市有关领导的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绍兴市长办公会议已作出决定，搬迁恐已无法避免。

 

    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毛昭晰马上驱车奔赴绍兴。

 

    毛昭晰找到绍兴有关领导游说，陈述的理由很充分：秋瑾是全国景仰的民族英雄，她遇难后，灵柩和坟墓11次被迁，这样一位为民族牺牲的烈士，不能让她的遗骨都不得安宁。秋瑾1907年被清政府杀害后，是周恩来总理的姑父王子余先生提议为其立的碑，1930年建成的纪念碑就立在秋瑾的“正命之处”——她就义的古轩亭口，蔡元培写的碑文，手书碑文的是著名书法家于右任。

 

    这样一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文物，绝对不能拆。

 

    有关领导解释，搬迁是为了市民出行更方便。秋瑾就义未必就是现在的轩亭口，迁移是为了更好保护。毛昭晰则坚持：秋瑾就义的地点，纪念碑碑文写得清清楚楚，是秋瑾的“正命之地”。秋瑾是革命先烈，我们后辈要对得起这些先烈，保住秋瑾纪念碑就是保住中华民族的正气。

 

    毛昭晰通过各种途径做工作，回杭州后又火速给绍兴市发函，制止搬迁。一系列工作终于产生效果，秋瑾纪念碑保下来了。

 

    毛昭晰保护秋瑾纪念碑的事传开后，在文物界反响强烈，在纪念秋瑾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山东大学教授郭延礼、长春师范中文系教授郭长海当着全体与会者的面，起立向毛昭晰鞠躬致敬，表达他们对为保护文物作出重要贡献者的崇敬之情。

 

二

 

    20世纪60年代，香港一名记者初到杭州，出火车站，但见绿树浓荫，苍翠一片，城市被绿树遮蔽住了。谈起当年从《参考消息》上读到的这则报道，毛昭晰至今难忘。

 

    “当时在西湖泛舟，西湖的南、北、西面均为绿荫缤纷的山，城在湖东，三面青山一面城，东面的城掩映在绿树中，见不到高楼。”毛昭晰说。

 

    然而，城市化的浪潮猛烈地冲击了这座古城。“高楼越建越多，越建越高，湖东的城成了一堵墙，三面青山一面城已成为三面青山一面墙。”毛昭晰无奈地叹息。

 

    杭州的胡庆余堂是当今中国难得一见的古药号，国家级文保单位。一次，毛昭晰陪同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的专家参观，专家们对这座古建筑赞不绝口。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也遭遇过波折。

 

    1984年，浙江省考古所专家王士伦匆匆找到毛昭晰说：“胡庆余堂要拆了！”

 

    中国有两大古药号，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北京的同仁堂已无可挽回地被拆了，被誉为“江南药府”的胡庆余堂是硕果仅存的中国中药号，其优秀的医药文化传统的价值是任何建筑无法取代的，怎么能拆？

 

    毛昭晰闻此非常震惊，马上亲自赶到现场，找到胡庆余堂制药厂厂长予以制止。“胡庆余堂这么重要的文物，绝对不能拆啊！”

 

    厂长反问：“胡庆余堂要不要发展？你能保证我们生产发展吗？生产要发展，破房子必须拆掉重建！”

 

    劝说无果，毛昭晰很焦急，他一边让文物局相关部门准备资料，将胡庆余堂申报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一边找到杭州市委领导反映，胡庆余堂不但要保，还要建博物馆。

 

    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干预下，胡庆余堂保住了。

 

    1988年，国务院批准胡庆余堂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毛昭晰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他强调，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他对基层的业余文保员非常重视。一次，某县召开业余文保员会议，他推掉省里几个会议专程赶去参加，这使该县文化局局长既意外又感动。毛昭晰在会上说：“业余文保员是一支保护文物可以依靠的力量，我特地来向广大业余文保员表示感谢和敬意！”

 

    毛昭晰在各种会议上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有文化遗产就有了历史，有了研究价值，有了记忆、审美、旅游和观光价值。胡庆余堂里藏着中国江南药店的记忆，秋瑾纪念碑里藏着中国近代革命的记忆，古运河码头藏着中国漕运的记忆，是这些记忆成就了历史，这些共同的历史构成了文明古国的文化。

 

    “杭州许多老街、小巷、石桥、古井，体现了朴素、淡雅的城市格调。”毛昭晰说，“杭州原来许多住家院子里有天井，墙壁上都爬满了蔷薇。20世纪70年代末，杭州市区仍保持着从吴越国到南宋、明清以来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面貌。”

 

    在1999年的一个研讨会上，毛昭晰痛陈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保护区屡屡遭破坏的现象，他呼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已刻不容缓：“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貌，它们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不可替代的，一旦遭到破坏，这些信息也就随之消失，最终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次去兰溪，当看到当地古城区古老的民居，古朴的石板路，9条小巷入口处都在墙上嵌有石牌，石碑上记录着小巷的名称、长度、宽度和历史。毛昭晰激动了：“浙江能保留下这么好的民居和小巷，当地官员有功啊！”

 

    毛昭晰说，商人中也有重视历史文化的，如杭州一家房地产企业曾将杭州许多古街巷和一些建筑物拍下来，举办了一期题为“留下城市的脚印”的展览，展览中许多代表着城市印记的建筑后来都彻底消失了，实在令人痛心。但这家公司把这些印记记录下来了，后来还出版了一本画册，《留住城市的脚印》。

 

    “我对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心存感激。但愿所有的房地产商都对城市历史文化有这样一份感情！”毛昭晰说。

 

    2002年，杭州市启动“北山街改造工程”。北山街是一条承载着太多文化积淀的古街，这里有首届西湖博览会旧址，有著名报人史量才为其爱侣建造的秋水山庄，有“民国奇人”张静江的静逸别墅，有蒋经国、杨虎城等名人别墅，一条不长的古街，密布着大批的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这项旧城改造工程一旦动工，许多文物古迹又将被毁。

 

    是年5月，杭州市召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座谈会，毛昭晰与会发言：“西湖边上的老街，只剩下北山街了，北山街只能保护，不能改造，改造工程会把老建筑改掉，会再造新的房子，这对西湖景观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破坏。”

 

    杭州市领导在会上当即表态：同意毛昭晰的意见。于是这条西湖名街保住了。

 

    毛昭晰抢救下来的文物不计其数：杭州求是书院、郭庄、沙孟海故居、穆斯林先贤古墓园、刘大白墓、张宪资福庙，嵊州古城墙，海宁盐官王国维故居，桐乡乌镇修真观戏台，湖州钱业会馆，长兴二叠纪标准地层——金钉子，慈溪上林湖越窑青瓷窑址群，温州瓯海永昌堡，等等。

 

    （作者：叶辉 严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