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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10日 星期三

    推动“龙学”薪火相传

    作者:戚良德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10日 11版)

        【研究心得】

     

        一本书的研究成为一门学问,“红学”是最著名的例子;《文心雕龙》研究发展成“龙学”,也是一个不多见的例子。《文心雕龙》问世于公元六世纪初,至今已经1500余年。1500年的《文心雕龙》传播和研究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前“龙学”时期(20世纪以前),二是20世纪以来的“龙学”史。漫长的前“龙学”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主要是文本的校勘、典故的解说以及原文的征引,对词语文意的训释尚且很少,更谈不上系统的理论研究了。进入20世纪以后,刘师培、黄侃、刘咸炘、钱基博等国学大师开启了近代《文心雕龙》研究之路;加之后辈学人前后相传、薪火不断,“龙学”研究终成一门学问。目前,《文心雕龙》已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各国均有一些“龙学”专家。据笔者最新统计,《文心雕龙》的专著、专书已达到700余部(种),文章、论文约有一万余篇。

     

        为什么大家会对一本书饶有兴致、如此用力?这不是谁号召的,而是自发的。在中国文化当中,《文心雕龙》具有一种独特性,吸引了大批著名学者来研究它,从而产出了众多成果,牟世金先生谓之“一入龙门深似海”。《文心雕龙》的独特性可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它是中国文论的元典。“元典”是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元典”,就是首要之典、根本之典。《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的元典,就是说中国文论后来很多著作、理论,特别是很多范畴,都是从它生发出来的。第二,它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枢纽。枢纽就是关键,《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一个关键环节,不仅创造性地融汇了六朝之前的理论成果,而且完成了中国文论和美学范畴、体系的基本话语建构,奠定了此后千余年中国文论和美学的话语范式。第三,它是中国文学的锁钥。《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的紧要之处,或者说,若要打开中国文学宝库,必须用《文心雕龙》这把钥匙。比如我们中国古代讲“《文选》烂,秀才半”,但要读懂、读通《文选》,就离不开《文心雕龙》。《文选》的选文标准、《文选》的文体分类,和《文心雕龙》都密切相关;《文选》所选文章的写作方法,更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主要内容。第四,它是中国文章的宝典。我们今天所谓“文学”,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事实上中国古代叫“文章”。中国古代的“文章”比我们今天的“文学”宽广得多,包括众多的实用文章和文体。要写好这些文章,读《文心雕龙》是一个捷径。正如清代黄叔琳所说,《文心雕龙》是“艺苑之秘宝”。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教科书。《文心雕龙》的“文”,不等于今天的“文学”,而是范围宽广得多,而且其地位也重要得多。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正如《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说:“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仪节、制度、法律,都离不开这个“文”。因此,《文心雕龙》虽是一本文论著作,但这个“文”不同于今天的“文学”,所谓“文论”也就不等于今天的“文学理论”,刘勰的论述实际上提供了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科书。比如,黄侃是语言文字学家,但他专门讲《文心雕龙》;范文澜是史学家,他也要讲《文心雕龙》并为之作注;王元化是思想家,但他的《文心雕龙讲疏》成为其著述中最有名的一部。所以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心雕龙》产生兴趣,希望去发掘它的重要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价值、文化价值。

     

        早在30年前,牟世金先生便指出:“《文心雕龙》研究何以会成为一门系统化的学科即所谓‘龙学’呢?除了发展民族文化的需要,主要是《文心雕龙》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又说:“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对《文心雕龙》做过大量不可磨灭的工作,但除校注之外,大都是猎其艳辞,拾其香草而已。真正的研究,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但这块古璞一经琢磨,很快就光华四溢,并发展成一门举世瞩目的‘龙学’了。”台湾著名“龙学”家王更生先生更指出:“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努力,《文心雕龙》研究不但赢得了‘龙学’的雅号,而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更被学术界尊之为‘龙学家’。不仅如此,它更和当前所谓的‘甲骨学’‘敦煌学’‘红学’同时荣登世界‘显学’的殿堂。受到国际汉学家的重视。”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乃至国学热的兴起,“龙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世纪“龙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总体成就令人鼓舞,很多方面甚至是空前的。尤其是大部头的“龙学”著作不断出现,充分展示出“龙学”的厚重及其强大生命力。《文心雕龙》一书只有不到4万字,《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作“龙学”,可以说一直是有人表示怀疑的,虽然随着百年“龙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怀疑的声音逐渐淡出,但不少《文心雕龙》研究者自己也在思考,所谓“龙学”到底是怎样的?笔者以为,新世纪“龙学”的不少厚重之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如林其锬和陈凤金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刘业超先生的《文心雕龙通论》、张灯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疏辨》、周勋初先生的《文心雕龙解析》等,许多都是近百万言的“龙学”专著,其中《文心雕龙通论》一书则有170余万言,成为大陆近百年“龙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专著。当然,字数不能说明一切,但毋庸置疑的是,面对4万言的《文心雕龙》,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话,涉及如此众多的问题,正是《文心雕龙》研究之所以成为“龙学”的根本;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其中还有很多问题要阐明,此乃“龙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面对百年“龙学”的积累,如何把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化为新时代学术的血肉,则是新一代研究者需要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如何走出强大的西方文艺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回归和还原中国文论和文化的话语之本,构建本土化的中国文论、文学、文化话语体系,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可以说,《文心雕龙》研究之所以发展成为一门“龙学”,荣登世界“显学”的殿堂,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其必将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增添力量,更会为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戚良德 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龙学’探究”负责人、山东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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