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炎黄文化应用性研究

    炎黄文化应用性研究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结合拙著《炎黄国祭论》，就“炎黄文化应用性研究”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注重应用性研究是中国学术尤其是史学的传统。《增广贤文》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道出了中国人对历史文化研究的应用性态度。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同时，他探究“成败兴坏之理”，显然是要服务于当时的应用性研究。至于他评《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更是其应用性研究态度的体现。在司马迁的影响下，注重史学镜鉴功能成为中国学术传统。

    我们今天面临着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历史，需要传而统之；现实，需要构而建之。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主要是一个构而建之的问题，必须加强炎黄研究，尤其是加强炎黄文化的应用性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多地都十分重视对炎黄进行应用性研究，而炎黄祭祀是重要的抓手。近两年来，学者们在“炎黄祭祀”这个题目下对祭祀的思考与研究多了起来，而且展开了学术争论，比如，引人注目的炎黄祭祀的庙陵之争就是如此。争论的双方都主张从国家层面对待祭祀问题，但是目前我们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国家祭祀理论系统。

    我们研究“炎黄国祭论”的切入点是共和国的祭祀问题，研究方式是清理从古代祭祀里的民本思想到当代人民英雄祭祀的发展脉络，并且将人民英雄祭祀与炎黄祭祀结合起来，从而构筑出一个共和国应该有的国家祭祀体系。

    这个体系，很好地体现了以人民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复兴起来的中华文明，不仅对社会主义要敬而爱之，而且对中华道统也要敬而爱之。再现人民英雄祭祀的发展脉络的过程，在本质上变成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过程。

    在炎黄国祭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强调以“再生性创造”这个概念解决如何应用的问题。应用性研究，即是综合性再生的过程。就像进化过程中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其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精神创造也要再现其前成果的“鳃弧”。

    进一步看，这里所说的“再生性创造”包含三个方面的递进意思。一是炎黄文化绝不是进入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仅供欣赏观瞻。过去，它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今天，它更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共同体”历史积淀下来的、原生性的文化，我们应对其再创造、再发展。这种在“原生性创造”基础上再次创造与发展的活动及成果，就是“再生性创造”。二是炎黄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对炎黄文化的再生利用，需要以全球视野、中国立场、问题意识、实践导向为原则，为它赋予新的张力。三是炎黄文化的创造主体应该是普通大众，而不仅是少数实践儒家理想的知识分子或者精英群体。

    “再生性创造”不应是学者间小范围的精英式讨论，而是要把创造主体归还给广大民众，使传统思想回到“生活日用化”的原点。“再生性创造”使参与其中的任何个体都是创造主体，都会用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接受传统、领悟传统、丰富传统、传承传统。炎黄文化继而实现了“再生性发展”，进入下一个创新发展阶段。

    所以，从综合性再生创造的角度看，应用性研究是很严肃的研究。它是尊重和弘扬优秀历史传统之需，也是现实构建之需，更是炎黄文化研究之需。

    （作者：周洪宇 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