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驱陈季同

    在近代史上，最早自觉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并用外文著书立说的是陈季同。他在中国文化被普遍误解的19世纪后期，以西方人为读者对象写作了一系列著作，意图使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

自觉的中国文化传播者

    陈季同（1852年—1905年），字敬如，福建侯官人，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专习法国语言文字。1875年，在沈葆桢举荐下，随福州船政学堂考察英、法、德、奥四国，归国后著有《西行日记》四卷。1877年，又随李凤苞出洋，“兼习英、德、罗马、拉丁各种文字，尤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布伦律法，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曾“代理驻法公使兼比、奥、丹、荷四国参赞”（《福建通志·列传》）。此后直至1891年归国，他连续在欧洲生活16年。

    在欧洲期间，陈季同“发现中国是世上最不为人所知的国家”，“人们可能把我们中国人想象成一种被驯化了的类人动物，在动物园里表演者各种滑稽动作，他们总喜欢将我们置于幻灯中”。他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错误的形成来源于偏见”，因此，“觉得有能力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以表达我个人的印象时，就决定提笔写出它并将其发表”（黄兴涛等译《中国人自画像·序言》，以下凡引此书不再标出）。他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说明中国文明的本来面目，它的特色，并确定它的起源”。

    1884年，陈季同与法国人蒙第翁合作，在巴黎《两个世界》杂志上连续发表18篇题为《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章，全书皆以陈季同的口吻介绍中国文化与习俗。此后不久，他们又进一步将这些文章增加改写为《中国人自画像》一书，于1884年在巴黎正式出版，全书分20章，详细介绍中国的家庭生活、婚姻、妇女、书面语言、社会阶级、祖先崇拜及史前时代等内容。此书出版后，当年再版5次。第二年即有英译本、德译本。此后，陈季同还用法文发表《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黄衫客传奇》等著作。旅居欧洲期间，陈季同曾多次发表中国主题演讲。如1886年，在法国社会经济学年会上演讲《中国及其农村居民》；1888年，在地理学会发表关于中俄历法的演讲。1889年，陈季同在巴黎索邦大学演讲，罗曼·罗兰在日记中记述当日演讲情形称其“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

欧洲风格的中国文化讲述

    陈季同对跨文化传播的特性有较为自觉的认识。在与曾朴谈话时，他说：“我在法国最久，法国人也接触得最多，往往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论调，活活把你气死。”原因在于“我们太不注意宣传，文学的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译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因此，在译介中国文化时，陈季同非常注重策略：

    注重细节描述。陈季同在介绍中国的家庭生活时，非常注重细节和过程的描写，如对迎亲、跪拜的刻画即非常细密，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中国书面语言的介绍，详述毛笔字启蒙的八条规则，标示出一幅汉字“微型图画”。《中国的快乐》记述了中国的节庆、乡野之乐、餐桌快乐、游戏及公共娱乐等内容，展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生活的世俗性图景。在《中国旅行记》中，陈季同以一名旅行者从欧洲出发前往中国游历的方式展示中国的民俗、地理等事项，娓娓道来，如同谈心一般通俗流畅。

    以欧洲人的精神和风格讲述中国文化。在《中国人自画像》中，陈季同声称“打算在这本书中实事求是地描述中国——按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但却以欧洲人的精神和风格来写”。他认识到故事“比别的作品形式”更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生活”，因为故事“短小并涉及各种主题”，“能迅速地审察社会的每个阶级，因而能完整地体现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他选译《聊斋志异》编成《中国故事集》，称“这些中国故事不能以其原有的形式呈现给欧洲的读者，那种形式取决于我们的语言和文学习惯的需要”。为此，他在翻译时，往往改变原来的篇名，如将《王桂庵》译为《骨肉情深》、《画皮》译为《吸血鬼》、《辛十四娘》译为《女律师》，以使这些故事能够更好地被西方人所理解。他说：“如果外在形式已变得尽可能法国化，那么，相反，其本质和民族色彩却完全保留了原样。这是中国的，是纯粹的中国式的故事，我希望它们能够获得欧洲公众善意的接纳。”

    直接选编西方有关中国的代表性言论。在介绍中国的劳工阶层时，他直接引用一些到过中国的欧洲人所写的著述，以便于让西方读者“从这些旅游者的记述中获得满意的信息”。

中国本位的文化立场

    陈季同有非常强烈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他一方面极力从正面来塑造中国形象，认为“中国人也有资格把他们那些神奇的发明放在宇宙的天平上，称量其对人类的贡献”，并为中国的“落后”“野蛮”说进行辩解；另一方面，他又对西方文化予以批评。

    陈季同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习俗加以美化与推崇，“在中国，家庭是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社会可以说就是一个由众多家庭组合而成的集合体。……实际上，家庭是政府的缩影，是培养政治家的学校，皇帝本人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名学生”。他说：“在中国，有五条基本原则通过教育形成和保证了家族关系的纽带，即忠君爱国，孝敬父母，夫妻和睦，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在正面塑造中国形象的同时，陈季同大力驳斥西方人关于中国文化的误解与偏见。在西方，“中国妇女常被想象成可怜的生物，她们几乎不能走路，禁锢在家中”，他“大胆纠正一个错误，那就是把中国妇女当作愚昧古怪的生物，以为她们默默无闻，到人间来只是为了生儿育女，这也是所有对中国的误解中最令人不快的一点”；针对中国弃婴习俗的“谣言”，他认为“中国有不少保证婴孩们免于挨饿的办法”，“法律对杀婴行为按近亲伤害罪论处，政府也对公共育婴机构予以资助”。

    由于坚持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陈季同在批判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存在误解的同时，其自身也陷入了对西方文化的“偏见”。如认为“西方文明的核心特点就是它的侵犯性”，又声称“西方社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其人心的冷漠，是对他人的不幸无动于衷”，这些评论显然有失公允。

    今日之中国，正在海外大力树立中国形象。此时此刻，不可忘记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驱陈季同，不可忘记他“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的传播经验，也不可忘记他在传播过程中不辨良莠、一概加以维护的教训。

    （作者：雷平 系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