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与南方道家

    《韩非子》一般被认为是道家与法家思想的结晶，但其实《韩非子》仅仅受到战国时代南方道家代表《老子》的影响，并没有北方稷下道家的色彩。因此《韩非子》就成了以《老子》为理论基础的道法家代表著作，其与齐国稷下以黄帝为伪托的道法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形成不同风格的道法家理论。《韩非子》为代表的南方道法家与稷下道法家的合流，在汉初才逐步完成，形成汉代影响深远的黄老学派法家政治实践。

    关于道家学说的发展，目前的文献条件还无法给予充分的说明，其中齐国稷下道家与楚国南方道家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问题。稷下道家有田骈、慎到、环渊、接予等代表人物，从他们那里并没有看到多少《老子》学说的影响。齐国稷下道家时期，黄老（伪托黄帝的道家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否合流，存在很大的疑问，我们从文献中得来的感受，此时北方齐学道家似乎并没有和南方《老子》道家形成理论上的交融。我们在《汉书·艺文志》中所看到的伪托黄帝的道家著作计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伪托黄帝相力牧之作）。虽然这些作品并不一定都是齐国稷下道家的作品，但伪托黄帝作文章的风气在战国之盛，可见一斑。这也是后来“黄——老道家”合流的一个历史条件。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下编释“陈侯因敦”铭文，“皇考孝武桓公（指桓公田午），恭哉……其唯因（齐威王名），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说明田齐将自己的统绪系于黄帝。由此，田齐治下的稷下学派诸多理论著作伪托黄帝就不足为怪了，这些学说以黄帝来支持田齐的政治正当性也是合乎情理的。战国时代伪托的黄帝著作，除了道家以外，还有阴阳家、小说家、兵阴阳家、天文、历谱、五行、杂占、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类，依托黄帝是战国时代著述的一大潮流，而齐国稷下学宫这个学术中心是推动这个潮流的最重要源头。

    《韩非子》篇章中涉及道家的比重是有限的，而这些道家篇章的核心内容又来源于《老子》。韩非为战国晚期人，此时黄老合流可能已经开始，然而在《韩非子》一书中并没有充分地体现齐国北方道家的主张，其旨趣更多地在于《老子》。我们从郭店简出土竹简的情况看来，楚地喜读《老子》的风气是比较普遍的，甚至将《老子》相关的书籍作为随葬品。先秦韩国文化上受楚国影响很大，这使得韩非对《老子》学说非常熟悉。然而要完成将《老子》的自然论与法家法、术、势三派的理论融合，可以说并不是靠韩非一人一时之力就能够胜任的。虽然《老子》对《韩非子》具有深刻的影响，但二者在理论上却又并不完全融合在一起。我们在《韩非子》这个文本中，已经看到了相当的理论努力。

    综观《韩非子》五十五篇，其与《老子》相涉的篇章并不多，只有《主道》《扬权》《解老》《喻老》《功名》《大体》等篇可以明确看到韩非对《老子》自然论的吸收。其余篇章基本不脱开法家的基本主张：包括“执二柄”“去贤智”“法后王”“参刑名”“固法令”“重耕战”“抑工商”等，这些主张在富国强兵的宗旨之下，并不依赖于对自然本源属性的认知。因此可以说，《韩非子》“法术”的合理性既可以来源于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也可以来源于《老子》的自然论，这两种来源既是并立的，也可以加以区分。双重源头必然造成理论上相互抵牾的问题。例如，《老子》在政治上主张“小国寡民”，这对于直面战国人口膨胀、土地资源日渐稀缺现实的韩非来说，是无法加以采用的，列国诸侯也不能对这样的政治取向采取同情的态度。正因为如此，《韩非子》对《老子》的这种政治取向就采取了忽略的态度，“小国寡民”的思想在其著作中少有反映。

    《韩非子》在《五蠹》篇中提到世人皆习管、商之书。我们从传世的《管子》来看，《管子》就是战国时代齐国法家的代表作，其内容伪托了管仲的事迹言行。《商君书》是商鞅改革的经验总结，是秦国法家的代表作。《管子》在当时已经普遍流行，是不争的事实。《管子》里面保存了大量齐国道家（伪托黄帝的道家）和阴阳五行的理论，从而使得我们了解齐国道家和法家融合的一种道法学说的形态。显然，《韩非子》是在齐学传统之外的另一种道法合流的努力。

    从史书中可以知道，吴起曾学于曾子，说魏文侯以“在德不在险”；商鞅是三晋之士，曾说秦王以“王道”“霸道”，皆不被采用后才改用法家之说。韩非和李斯也曾从学于荀子，深谙儒家的“三代”叙述与礼法主张。可以说，法家除了早期的管仲（此时儒家还未兴起），其他的重要代表人物，先学于儒家的占很大比重。由于儒家复古学说不用于世，战国时代政治改革者干君王以法术的是主流。法家脱胎于儒家，进而反对儒家的一些基本主张，认为这些主张不能合用于当世，这是战国时代法家的基本面目。这些法家大多都执着于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而没有其他的理论根源，这样的法家我们可以称之为“儒法家”，商鞅、吴起可以说是儒法家的代表人物。

    从伪托黄帝的道家著作及《老子》中寻找法家学说合理性来源的“道法家”们有一个从战国到汉初逐步发展的过程，《管子》《韩非子》是这其中重要的理论环节，这种学说大概只有到了汉初才逐步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备起来，但同时也遭到了司马迁等对儒家持同情态度者的反对。只有厘清《韩非子》的道家学说来源，才能将《韩非子》的《老子》自然论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看到道法合流在《韩非子》中的不充分性，以及这种合流在后世是如何充分发展的。合流后的“黄老”道法家主导了整个汉初的政治实践，直至武帝时期汉代经学的兴起才替代了“黄老”道法家学说成为主流政治思想。

    （作者：徐渊，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