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认识你自己”

    【大家】 

 

    和钱谷融先生在一起，总是特别放松，身心愉悦，如沐春风。我想，这肯定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2016年冬，在北京第九次作代会上，又见钱先生。作为参加这次会议最年长的作家，他频频接受采访。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谈及当下的某些评论，钱先生笑眯眯地吟出杜甫的《绝句》。看我似懂非懂，他说：“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白鹭上青天，离地万里。”我恍然领悟，开心大笑。

 

    我们都喜欢京剧，钱先生喜欢老生，我喜欢花脸；我们也都喜欢自由，无拘无束。临别，求先生送我一句话。他写道——

 

    “认识你自己。”

 

    这正是我16岁时写在日记本扉页上的句子。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苏格拉底的名言。

 

一

 

    钱谷融从小就梦想着当老师。大学时，他再次明确了当教授的理想，收入不错，教课任务也不重，很符合自己的性格。

 

    钱谷融的父亲是私塾老师，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随意，只在读书上要求严格。小时候，钱谷融是一直跟在哥哥身边长大的。

 

    哥哥要上学了，钱谷融还没到上学年龄，但也想跟着哥哥一起去。刚去时很新鲜，老师很和气，还给吃枣子，可是没过两天就不好玩了，因为不自由。钱谷融赖学不想去，父亲先是哄，哄不成就打，说抬也要抬着你去上学！

 

    钱谷融和哥哥读的是《千字文》，小孩子读不懂，老师也不讲解，只是每天教一两句，然后检查背诵。所幸，老师教的书钱谷融都背得出。

 

    在私塾读了一年有余，钱谷融转入了镇上的小学。他开始读小说，四年级就读完了20册木刻版的《三国演义》。

 

    随后，钱谷融对小说产生了极大兴致，《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封神演义》等，都是他在上小学时读的。除了读旧小说，他也看了不少笔记，像《子不语》《萤窗异草》《阅微草堂笔记》《两般秋雨盦随笔》等，并开始喜欢上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散文名篇。

 

    应该说，《三国演义》是最早对钱谷融产生影响的一本书。看到诸葛亮的死，他就看不下去了，掉了很多眼泪。他最佩服的是高卧隆中的那个诸葛亮，山野散人，自由自在。“三顾茅庐”那一段把孔明先生野云孤鹤般的雅人深致，写得形神俱足，特别动人。

 

    虽然，钱谷融当时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但从此就种下了遗落世事、淡于名利的癖性。

 

    对钱谷融影响最大的人要算是伍叔傥先生了。当年，他参加了抗战期间首次实行的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报考了当时内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这个系是新创办的，第二年才请来了伍叔傥先生当系主任。他是朱家骅的联襟，性格散漫，喜欢《世说新语》，喜欢魏晋风度，喜欢看英文小说。

 

    伍叔傥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思想开明，担任系主任时，网罗了各方人才，罗根泽、孙世扬、乔大壮、朱东润、曹禺、徐訏等先生先后来此任教，老舍先生也被请来作过讲演。

 

    伍叔傥喜欢下馆子，有时也拉钱谷融一同吃饭喝酒。他直率自然，不耐拘束，讨厌虚伪。现在回忆起来，钱谷融觉得，当时无论对于先生的学问，还是精神境界，都有些高深莫测。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气貌，让钱谷融着迷。

 

    “作为伍先生的弟子，我别的没学到，独独对于他懒散、随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刻骨铭心，终于成为我性格中的一部分。”钱谷融说，四年大学生活，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茶馆里度过的。一本书，一碗茶，可以消磨半天，从来不用心，不做学问。有时候也打桥牌，下象棋。有得玩就不读书了，写文章大都是被逼的，主动写的很少。

 

    1942年毕业后，由伍叔傥介绍，钱谷融去了当时也在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教国文。后来，交大迁回上海，他也随校来沪。

 

    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钱谷融调至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当了38年讲师，直到1980年才晋升教授。有此同样经历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名师吴小如，他比钱谷融小3岁，在北大当了25年讲师。

 

二

 

    喜欢看书而不喜欢写文章，尚可以理解。但在钱谷融身上，这种不喜欢写文章，甚至怕写文章的心理，却成为他牢不可破的习惯。

 

    钱谷融戏称，自己“对这个习惯的忠诚，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论“文学是人学”》却让这个习惯被外力冲破了。

 

    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许多兄弟院校都推派了代表参加。学校各级领导多次向教师们发出号召，要求提交论文。

 

    就在这年2月，《论“文学是人学”》问世。如果没有当时“双百方针”的精神鼓舞，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钱谷融是不一定会写的。

 

    在那次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对《论“文学是人学”》提出了批评意见。钱谷融有些懊丧。

 

    不久，《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的一位编辑听说了这篇文章，看过之后决定发表。发表的同一天，《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为题刊发了消息。

 

    学校同事看到了这则消息，有的为钱谷融高兴，有的认为这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号召大家起来批判。实际上，这一天的《文艺月报》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文汇报》的消息背景，难免会引起人们猜测。

 

    钱谷融对此一无所知，只能“姑妄听之”。他想，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所以也不急于更正《文汇报》报道中不符自己原意的地方（说他“否定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认为可以留到以后的答辩文章中再加以说明。

 

    没想到的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钱谷融的意料，“反右”扩大化愈演愈烈，对于他的批判也逐渐从学术转向政治。

 

    钱谷融之所以没被划成“右派”，据说是因为周扬讲了话，他说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讨论。这在后来（周扬被批判）自然也成为钱谷融的罪证之一。

 

    那段岁月，钱谷融上完课一走出教室，助教就马上过来给学生“消毒”。“我的心情很压抑。但我也看得开了。批判完了，我就一辆三轮车，一家四口吃馆子去。学生们私下里还是对我很好的。”

 

    钱谷融说，自己比较善良，从来没有坏心，很少疾言厉色。可有些学生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全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我很软弱，容易掉眼泪，受了冤枉很难受。但后来也渐渐释然了。”

 

    钱谷融对批判过自己的人和事，都采取了宽容态度。他说，宽容是自己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我是教师，最爱自己的学生，希望他们成长成才。我总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教给学生，对学生一片赤诚，和蔼亲切。”

 

    因一篇论文而招致的批判，使钱谷融几十年间一直遭遇不公，但是，他自1957年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却从未改变过。

 

    “我说文学是人学，主要是说文学是写人的，是表现人影响人的，是对人的判断，讲人道主义。我从来没认为自己错。我心怀坦荡。”钱谷融说。

 

    钱谷融认为，治学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首先必须真诚。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或以治学为业的人来说，他的为人可能主要就是从他的治学态度上体现出来的。没有对于治学的真诚态度，一个人的学问是不会达到深湛境界的。同时，对于治学的真诚，也意味着不能将其视为手段，当作谋取世俗名誉的途径。

 

三

 

    在长期挨批的情形之下，钱谷融写就了《〈雷雨〉人物谈》。他说，《雷雨》抓住了他的心，使他产生了很大共鸣，他情不自禁地要深入下去，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为什么要写《〈雷雨〉人物谈》？

 

    钱谷融本来没想写。1959年，上海演出《雷雨》，他在市里开完会，回家时看到电视里转播《雷雨》的演出实况。“我想肯定会有人批评，等了几天没人批评。我沉不住气了，就自己动笔了。”不过，他没有批评这次演出，只是谈了自己读《雷雨》的感觉。

 

    “我就是凭自己的感受，说自己的话。感觉是真实的，任何理论离开感觉都不行。从感觉出发，提升到理论高度。真正的批评家总应该说自己的真实感情，不会因为私人感情不讲真话。你可以不讲，要讲总要讲真话。”钱谷融写评论，从来是将心比心。他从未离开自己真正的兴趣而违心地赞扬他不喜欢的东西。

 

    写评论如此，读书、选书更是如此。钱谷融看得比较多的是英文原版书，现在经常看的则是《世说新语》。无论中外文学，他都喜欢古典。

 

    钱谷融不喜欢现代文学，“文学要自然地感动别人，要靠艺术打动人心，而不是靠口号标语。”他表示，学好中国现当代文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知识的掌握；二是能力的培养。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难度也要大一些。一些作品的分析文章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对所评论的作品缺乏一个感受、浸染的过程，把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评价，完全等同于对一般社会历史现象作抽象的思想分析。

 

    作为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对自己的为人与为文看得很轻很淡：“我无能、懒惰，得过且过，从来不刻意追求什么。平日与朋友相处，总是亲切随和，我认为做人必须正直、诚恳，治学必须严谨、踏实。我自知并无多大学问，只是老老实实地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决不故弄玄虚，而且力求说自己有真切感受和体会的话，不随声附和。”

 

    即便是小事，钱谷融也不迁就，何况其他。在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的印象中，钱先生的眼睛很厉害，在他面前不可能伪装。“先生是很散淡的人，但是又极有原则。先生的为人是学不来的，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