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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1日 星期六

    “形而中者”辨析

    作者:李维武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1日 11版)

        【国学争鸣】

     

        《光明日报》2017年1月14日11版发表了郭继民同志的《形而中者谓之“心”》一文。文章开头即引用徐复观《心的文化》一文的论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天道。形在战国中期指的是人的身体,即指人而言。器是指为人所用的器物。”郭文认为,徐复观由此提出“形而中者谓之心”,以“人”、以“心”作为联结和贯通“道”与“器”的中介。这种理解,显然对徐复观“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原意作了误读,因此有必要对之加以辨析。

     

        徐复观提出“形而中者谓之心”,强调的是以“人”、以“心”为中心,这一点在《心的文化》一文中即有论述。在上面那段引文的后面,徐复观接着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人之上者为天道,在人之下的是器物,这是以人为中心所分的上下。而人的心则在人体之中。假如按照原来的意思把话说完全,便应添一句:‘形而中者谓之心。’所以心的文化、心的哲学,只能称为‘形而中学’,而不应讲成形而上学。”在这里,他所说的“形而上”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在人之上者,另一层是指超越于人的生活世界的哲学观念,主要是作为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形而上学。在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一书中,有《阴阳观念的介入——〈易传〉中的性命思想》一章,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观念是“‘形而上’的性格”,就是从后一层含义上来理解“形而上”的。因此,他所说的“形而中者谓之心”,是针对“形而上”的这两层含义而言的,而重点在于由前一层含义转出后一层含义,以“形而中者”来否定形而上者,以“形而中学”来反对形而上学。但不论是在哪一层含义上,他都强调的是以“人”与“心”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与“心”作为“道”与“器”之间的中介。这样一来,“形而中者谓之心”的提出,实际上解构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而不是对这一观念加以补充。

     

        徐复观在《心的文化》一文中,在强调以“人”与“心”为中心时,所着重说明的是“心”的非形而上学性格。为此,他反对把“心”抽象为绝对的精神实体,而是反复强调“心”就在人体之中,认为:“中国文化所说的心,指的是人的生理构造中的一部分而言,即指的是五官百骸中的一部分。”“心”作为人体的一部分,不是从生理学意义上讲的,而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的,强调“心”是一种具体的生命存在,其活动是具体的生命活动,“这与信仰或由思辨所建立的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完全属于不同的性格”。这种具体的生命活动,就是工夫、体验、实践;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生命活动,“心”得以呈现出来。他由此强调:“由工夫所呈现出的本心,是了解问题的关键”“研究中国文化,应在工夫、体验、实践方面下手”。从这里可以看出,“形而中者谓之心”与“形而上者谓之道”,就其性格来说是相对立的。后者作为“由思辨所建立的某种形而上的东西”,是徐复观所不赞成的。

     

        由此出发,徐复观在《心的文化》一文中对“心”与“道”“器”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在“道”与“心”关系上,徐复观认为,“道”就存在于“心”中,是与“心”合为一体的,并不是在“人”、在“心”之上的形而上者。他说:“老子的道,是形而上的性格;要求人去‘体道’,是以在道之下的人,去合在人之上的道,不能说道是在人生命之内所生出的。但中国文化,总是走着由上向下落、由外向内收的一条路。庄子即把老子之形而上的道,落实在人的心上,认为虚、静、明之心就是道。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使心之虚、静、明的本性呈现出来,这即是道的呈现。人的精神由此而得到大解放。”由于“道”与“心”是合一的,也就是“心即理”,因此“心”成了人生的价值根源。正是这样,“中国文化认为人生价值的根源即是在人的自己的‘心’”。这就以“形而中者”取代了形而上者。由此可见,他提出“形而中者谓之心”,并不是要对应于“形而上者谓之道”,而是要消解“形而上者谓之道”。

     

        在“器”与“心”的关系上,徐复观认为由“心”的生命活动所开辟出来的世界,不只是一个器物世界,而是一个人文世界。这个人文世界,既包括了道德、艺术、认知等内容,也包括了器物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是以“心”为其根源的,因为只有“心”才是人生价值的根源。因而对于这些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内容来说,“心”才是其主体。他特别指出,主观的成见与私欲会歪曲客观的事物,只有当“人的价值主体呈现时,才能使客观的事物,站到自己应有的地位,得到真正的价值”。在这里,形而下者的地位和价值,都是由“形而中者”所赋予的,而不是由形而上者来决定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以“形而中者谓之心”来消解“形而上者谓之道”。

     

        在徐复观生命最后几年中,他对自己的消解形而上学主张作了更为清楚的表达。在《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一文的开篇,他明确地表示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谈古代儒家哲学,只好从战国中期前后成立的《易传》下手,因为《易传》中有的地方开始以阴阳谈天道,并且提出了‘形而上之谓道’的道,这个道才勉强有哲学的意味。”他进而指出:“从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起到熊师十力的《新唯识论》止,凡是以阴阳的间架所讲的一套形而上学,有学术史的意义,但与孔子思想的性格是无关的。”而在《程朱异同》一文的最后一节,他以“朱元晦由实践与穷理,对形而上性的消解”为标题,明确地提出消解形而上学。如能联系这些内容看,徐复观提出“形而中者谓之心”的真实用意就相当清晰了。

     

        (作者:李维武,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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