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中者”辨析

    【国学争鸣】

    《光明日报》2017年1月14日11版发表了郭继民同志的《形而中者谓之“心”》一文。文章开头即引用徐复观《心的文化》一文的论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天道。形在战国中期指的是人的身体，即指人而言。器是指为人所用的器物。”郭文认为，徐复观由此提出“形而中者谓之心”，以“人”、以“心”作为联结和贯通“道”与“器”的中介。这种理解，显然对徐复观“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原意作了误读，因此有必要对之加以辨析。

    徐复观提出“形而中者谓之心”，强调的是以“人”、以“心”为中心，这一点在《心的文化》一文中即有论述。在上面那段引文的后面，徐复观接着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人之上者为天道，在人之下的是器物，这是以人为中心所分的上下。而人的心则在人体之中。假如按照原来的意思把话说完全，便应添一句：‘形而中者谓之心。’所以心的文化、心的哲学，只能称为‘形而中学’，而不应讲成形而上学。”在这里，他所说的“形而上”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在人之上者，另一层是指超越于人的生活世界的哲学观念，主要是作为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形而上学。在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一书中，有《阴阳观念的介入——〈易传〉中的性命思想》一章，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观念是“‘形而上’的性格”，就是从后一层含义上来理解“形而上”的。因此，他所说的“形而中者谓之心”，是针对“形而上”的这两层含义而言的，而重点在于由前一层含义转出后一层含义，以“形而中者”来否定形而上者，以“形而中学”来反对形而上学。但不论是在哪一层含义上，他都强调的是以“人”与“心”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与“心”作为“道”与“器”之间的中介。这样一来，“形而中者谓之心”的提出，实际上解构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而不是对这一观念加以补充。

    徐复观在《心的文化》一文中，在强调以“人”与“心”为中心时，所着重说明的是“心”的非形而上学性格。为此，他反对把“心”抽象为绝对的精神实体，而是反复强调“心”就在人体之中，认为：“中国文化所说的心，指的是人的生理构造中的一部分而言，即指的是五官百骸中的一部分。”“心”作为人体的一部分，不是从生理学意义上讲的，而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的，强调“心”是一种具体的生命存在，其活动是具体的生命活动，“这与信仰或由思辨所建立的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完全属于不同的性格”。这种具体的生命活动，就是工夫、体验、实践；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生命活动，“心”得以呈现出来。他由此强调：“由工夫所呈现出的本心，是了解问题的关键”“研究中国文化，应在工夫、体验、实践方面下手”。从这里可以看出，“形而中者谓之心”与“形而上者谓之道”，就其性格来说是相对立的。后者作为“由思辨所建立的某种形而上的东西”，是徐复观所不赞成的。

    由此出发，徐复观在《心的文化》一文中对“心”与“道”“器”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在“道”与“心”关系上，徐复观认为，“道”就存在于“心”中，是与“心”合为一体的，并不是在“人”、在“心”之上的形而上者。他说：“老子的道，是形而上的性格；要求人去‘体道’，是以在道之下的人，去合在人之上的道，不能说道是在人生命之内所生出的。但中国文化，总是走着由上向下落、由外向内收的一条路。庄子即把老子之形而上的道，落实在人的心上，认为虚、静、明之心就是道。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使心之虚、静、明的本性呈现出来，这即是道的呈现。人的精神由此而得到大解放。”由于“道”与“心”是合一的，也就是“心即理”，因此“心”成了人生的价值根源。正是这样，“中国文化认为人生价值的根源即是在人的自己的‘心’”。这就以“形而中者”取代了形而上者。由此可见，他提出“形而中者谓之心”，并不是要对应于“形而上者谓之道”，而是要消解“形而上者谓之道”。

    在“器”与“心”的关系上，徐复观认为由“心”的生命活动所开辟出来的世界，不只是一个器物世界，而是一个人文世界。这个人文世界，既包括了道德、艺术、认知等内容，也包括了器物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是以“心”为其根源的，因为只有“心”才是人生价值的根源。因而对于这些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内容来说，“心”才是其主体。他特别指出，主观的成见与私欲会歪曲客观的事物，只有当“人的价值主体呈现时，才能使客观的事物，站到自己应有的地位，得到真正的价值”。在这里，形而下者的地位和价值，都是由“形而中者”所赋予的，而不是由形而上者来决定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以“形而中者谓之心”来消解“形而上者谓之道”。

    在徐复观生命最后几年中，他对自己的消解形而上学主张作了更为清楚的表达。在《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一文的开篇，他明确地表示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谈古代儒家哲学，只好从战国中期前后成立的《易传》下手，因为《易传》中有的地方开始以阴阳谈天道，并且提出了‘形而上之谓道’的道，这个道才勉强有哲学的意味。”他进而指出：“从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起到熊师十力的《新唯识论》止，凡是以阴阳的间架所讲的一套形而上学，有学术史的意义，但与孔子思想的性格是无关的。”而在《程朱异同》一文的最后一节，他以“朱元晦由实践与穷理，对形而上性的消解”为标题，明确地提出消解形而上学。如能联系这些内容看，徐复观提出“形而中者谓之心”的真实用意就相当清晰了。

    （作者：李维武，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