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城南旧事

    1948年，父母亲带着三个稚龄的孩子从北平来到台湾，住进台北城南重庆南路三段，一住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

齐如山与梅兰芳

    早年台北城南住了不少大陆来台文人学者及作家，所谓的外省精英。印象最深的是隔壁巷子北京来的著名戏曲理论大师、剧作家齐如山先生（1875—1962）。齐老个高身瘦，夏天总是一袭月白色长袍，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一派斯文清爽。小时候很喜欢跟母亲上齐爷爷家，齐家房子高大宽爽，还有个大院子，比起我们挤了一家六口的低矮日式榻榻米宿舍气派多了。当时母亲主编《联合报》副刊，常常向齐如山请教中国戏曲文化的事，约他在副刊上写有关北京风俗、民间技艺及绕口令等文章，非常受欢迎。齐如山学识渊博，说话生动有趣喜欢逗孩子；而母亲连说带唱学起北京小贩叫卖也很精彩，我常常听得津津有味，舍不得回家。

    齐如山和儿子齐瑛、儿媳黄媛珊住在一起，齐奶奶和女儿留在北平，没到台湾。齐瑛伯伯个性温和，但是身子不好，他总是笑眯眯地窝在沙发里和大家聊天，累了就回房休息。他和媛珊阿姨没孩子，一看小孩去就端出满盘零食，我东看看，西摸摸，兴奋得不知该挑哪样。

    我第一次听到“梅兰芳”这个名字是从齐如山口中。齐爷爷拿出梅兰芳的戏照，我年纪小搞不懂，心想明明是女人，怎么说他是男人呢？如果是男人，怎么又有个女人的名字呢？

    长大后我才知道齐如山和梅兰芳亦师亦友的感人情谊。1913年齐如山在北京天乐茶园观看梅兰芳主演的《汾河湾》后，对这位刚崭露头角的京剧演员十分欣赏，主动写信给梅兰芳，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梅兰芳觉得遇到知音，从此他俩展开长达20年的合作，齐如山编剧，梅兰芳演出，为梅派打下基础。梅兰芳多次到美国、日本、欧洲等地演出，弘扬中国京剧艺术，熟悉各国语言的齐如山都同行参与，他是梅兰芳艺术路上的关键人物。难怪母亲常常跟齐如山聊梅兰芳呢！

    20世纪90年代初，母亲在暌违四十多年后回到北京。后来她对我说：“这次在北京看到剧作家吴祖光了，他还提到在墨尔本去过你们家。原来他跟齐如山的儿子齐瑛是中学同学，当年常上齐家，他第一次看到梅兰芳就在齐家。他说他后来走入戏剧界，跟齐瑛有很大关系。”

    媛珊阿姨是母亲的好友，她是台湾最早的烹饪美食家，常在报上写食谱专栏，还出书。早年台湾赴美的留学生，个个会念书，却不会打理三餐，人人赴美的行李里几乎都有本《媛珊食谱》做下厨参考。媛珊阿姨喜欢开发新食物，每次实验成功了，就找我们去品尝。我生平第一次吃冰淇淋，就在齐家，太美味了！我一小匙一小匙舀了吃，舍不得一下子吃完，直到冰淇淋都化成水了。

    齐如山也是位美食家，写过一系列《北平零食》。记得有次母亲一进齐家门，他就像小孩一样兴奋地说：“海音，今天我在衡阳街发现一样点心，你尝尝看像不像咱们北平的驴打滚儿。”

    母亲尝了尝说：“有那么一丁点儿驴打滚的影儿，可是这黄豆麫儿不对劲儿！”

    6岁的我纳闷地想，这个齐爷爷怎么管吃的叫作驴呢？

    1960年母亲写了一系列怀念北京童年的小说《城南旧事》，其中有一篇篇名是《驴打滚儿》，我读后终于把当年在齐爷爷家见到的那盘驴打滚儿，和母亲北京 25年的岁月联结在一起了。

    1962年3月18日，齐如山在台北的戏院看戏，心脏病突发不治，享年87岁。

    这位可敬的戏剧艺术家，在戏台下看戏时走完人生，完成了他在人世间最后的任务。人生如戏，他应该是了无遗憾吧！

齐铁恨与柏杨

    出我们家巷口左拐是泉州街，与泉州街正交的和平西路上，住了一位老先生，也姓齐，也是北京来的，那就是人称语言大师、国语大师，原籍内蒙古，北京香山出生的齐铁恨（1892—1977）先生。

    冬夏，齐铁恨永远一袭灰色大褂，在我童年印象里，笑眯眯的齐铁恨就像瘦了身的弥勒佛，他坐在我们家小小的客厅里，以一口悦耳的北京话谈谚语、俚语、歇后语，我似懂非懂，跟着大人笑，觉得十分有趣。

    齐铁恨和我父亲何凡（夏承楹）是“国语推行委员会”和《国语日报》同事，他在报社主编语文周刊，把原本生硬复杂的语文变得生动活泼，引起读者学习中文的兴趣。当年台湾刚刚从日本占领50年光复，百事待兴，许多人只会说日语，写日文，不会中文，也不说国语（普通话）。

    当时，齐铁恨和《国语日报》编辑，也是后来著名的儿童文学家林良先生，受邀在电台开语言教学节目，分别以国语（齐铁恨）、闽南语（林良）朗读当时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加以解说。五十多岁的齐铁恨声音高昂，像是年轻人；而来自福建厦门二十多岁的林良声音低沉，听众以为他是老头儿，反而尊称他“林老先生”。

    这个节目持续了许多年，非常受欢迎，听众从七八十岁的老爷爷到小学生都有，许多中小学老师习惯早上听完节目才赶去教课，它对早年台湾语言教学很有贡献。

    齐铁恨有个女婿叫郭衣洞（1920—2006），当时也给母亲主编的《联合报》副刊写小说。他比母亲小两岁，但因岳丈齐铁恨与我父亲同事，所以称呼他们为“夏伯伯”“夏伯母”。郭衣洞和岳父母同住，也许是婚姻不如意，印象中落落寡欢。他常常吃过晩饭，一个人或带着儿子信步而来，在我们家聊天。

    后来郭衣洞结束婚姻，搬出齐家。此后，历经波折，成了思想犯，坐过牢，经历几段婚姻，成了笔名柏杨的著名作家，20世纪80年代写过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柏杨晚年花了十年把文言文的《资治通鉴》译成白话文，出版 72册《柏杨版资治通鉴》。

    多年来，柏杨不论写信或见面，仍然维持台北城南时代的习惯，称呼我父母为夏伯伯、夏伯母。

余光中一家

    20世纪60年代，住在台北城南的新一代文人渐渐活跃起来，诗人余光中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出了我们家大门往南走，穿过几条小巷就到了余光中住的厦门街，他常常坐着自用三轮车来我们家交稿。他家四个女儿珊珊、幼珊、佩珊、季珊长得可爱乖巧，我们姐妹是她们眼中的大姐姐，喜欢带她们到夜市玩“捞金鱼”。

    早年在我们家作客的多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余光中说，在这些人面前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之”“吃”不卷，“吃”“斯”不分，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他说：“海音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人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听了大笑。

    母亲主编《联合报》副刊年代（1953—1963），到后来创办《纯文学月刊》（1967—1972），主持纯文学出版社（1968—1995），余光中都是重要作者。我在纯文学出版社担任总编的那十年间，协助母亲编辑出版了多本余光中的重要文集如《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诗集《在冷战的年代》和论文集《分水岭上》。

    1974年起余光中全家定居香港，每次从香港回台，总会到母亲家作客。2001年母亲去世后，他在《另一段城南旧事》文中，怀念当年在母亲家的愉快时光，最后感伤地写到受邀在追思会上致辞的心情：“……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我长久未流的泪水突然满眶，觉悟自己的‘城南旧事’，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旧事’终于一去不回。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

    如今父母亲已去世多年，回忆起早年台北城南的那些人，那些事，历历在目，令人无限怀念，它们终究没有一去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