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院槐花南柳巷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海音幼时随父母从台湾迁居北京，曾在位于北京城南的晋江会馆内居住了17年。1948年回到台湾的林海音定居于台北城南，这里曾是台湾文人雅集之所。1960年，居住在台北城南的林海音出版了以她在北京城南童年生活为背景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多年来受到海峡两岸一代代读者的喜爱，历久不衰。两地城南成就了一位作家与一部经典。

 

    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回到《城南旧事》故居，寻访母亲的北京城南生活印记，写成《一院槐花南柳巷》；又以《台北城南旧事》回忆母亲及自己的台北城南时光。岁月悠悠，情思绵绵。

 

    那年八月中旬北京还在溽暑中，午后的南城倒还清静，我们在全聚德吃了烤鸭，先到父母亲念过的师大附小转了一圈，穿过专卖古籍古玩、笔墨纸砚的琉璃厂西街，到了南柳巷，左拐，走一小段路，再度来到40号和42号。当年专给福建和台湾乡亲住的晋江会馆，也是母亲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的背景。

 

    第一次来晋江会馆，是在20世纪结束前一年的冬季，为撰写母亲的传记《林海音传》搜集资料。当时母亲已卧病在床，2001年12月，她在台北去世。

 

    2005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城南旧事》的忠实读者舒乙先生（作家老舍之子）及有心人士大声疾呼“保存作家故居，留下文学名著实景”，南柳巷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被抢救下来，没有随一般老胡同拆除改建。

 

    1923年，母亲五岁，跟随父母从台湾迁居北京，先后住过珠市口谦安客栈、椿树上二条永春会馆、新帘子胡同、虎坊桥蕉岭会馆、西交民巷和梁家园。1931年5月，外公林焕文先生以44岁英年病逝于北京。外公去世后，外婆带着7个孩子搬进不用付房租和电费的晋江会馆，母亲是老大，那时只有13岁。从1931年到1948年底回到台湾，晋江会馆是林家在北京住得最久的居所。

 

    晋江会馆建于清康熙年间，由泉州人、水师提督万正色捐宅。全院有北房五间，南房、东西房各三间，有两道门和影壁及月亮门。林家住在40号的北房。1949年后，会馆的四合院被分成两个小院，又加盖了好几家，成了个十几户的大杂院。幸运的是，再度造访看到母亲笔下“春天落了一地白色槐花，像覆盖了一层白雪”的三棵大槐树还在，算算少说也上百年了。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望，茂密的大槐树有四五层楼高，遮了小院的阳光，夏天有了凉荫。想起《城南旧事》里的情节，宋妈抱着燕璋在大槐树下唱快板儿：“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姑娘都来到，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着髻……”

 

    《城南旧事》里病恹恹的燕璋，还没走稳路，可怜的小生命就结束了。真实生活里，燕珠三姨告诉我，我没见过的燕璋舅舅走的那天，小棺材摆在大槐树下，外婆站在屋里，怔怔地望着窗外。抬棺材的频频催促，外婆手上握着一把钱却迟迟不放，因为，给了钱，小孩一抬走了，就再也见不着了。

 

修缮开放《城南旧事》实景

 

    母亲在《我的京味儿回忆》里写道：“南柳巷是个四通八达的胡同，出北口儿是琉璃厂西门，我的文化区；要买书籍、笔墨纸砚都在这儿。出南口儿，是接西草场、魏染胡同、前孙公园的交叉口，是我的日常生活区；烧饼麻花儿、羊肉包子、油盐店、羊肉床子、猪肉杠、小药铺，甚至洗澡堂子、当铺、冥衣铺等等都有……出西草场就是宣武门大街，我的初中母校春明女中就在这条大街上。”

 

    我第一次到晋江会馆，是由北京的祖炽、祖煌堂兄和远立堂嫂带着，很遗憾母亲记忆中的店家都不见了。那次赶上冬天，家家门窗紧闭，门口堆放了一落落蜂窝煤，一束束大葱放在窗沿，成串晒干的葫芦挂在檐下，依稀听见屋里有人走动说话。这次来，会馆的外表和记忆里差不多，朱红大门上的油漆剥落已久，两个狮子开口的大铜环还在，门边墙上多了块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立的牌子，上面写着：

 

    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

 

    建于清代，为福建晋江会馆旧址，林海音于20世纪30年代随其母在院内北房居住。林海音（1918—2001），原名林含英，现代著名作家，以她在宣南地区童年生活为背景的《城南旧事》一书，影响深远。故居为一进四合院落。

 

    2009年7月故居被西城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城南旧事》1960年首次在台湾出版，多年来受到海峡两岸一代代读者的喜爱，历久不衰。20世纪80年代上海导演吴贻弓将这部经典名著拍成同名电影，得到好几项中国与国际大奖。林海音成为大陆人民最敬重喜爱的台湾作家之一。

 

    晋江会馆虽被列为保护古迹，但是要迁出大杂院住户，恢复会馆原貌，牵涉很广，费时费心费钱，进度缓慢。不过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说，北京市政协文史会派人到晋江会馆勘查，表示重视修缮林海音故居，希望早日恢复旧有格局，并依《城南旧事》场景布置，重现文学名著现场，未来开放给民众参观。

 

    另外还看到一则新闻：北京市政府在“以疏解促文物腾退”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北京将以会馆的保护利用作为突破口，与会馆原籍的政府合作，多方投资，腾退占用文物，修缮并保护各会馆。北京晋江商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响应热烈。

 

    作为林海音的子女，我们四兄妹，祖焯、袓美、祖葳及我乐观其成，希望在晋江市政府的支持下，早日见到被译成英、日、韩、德、意大利、瑞典等十余国文字，深受世界华人喜爱的《城南旧事》孕育地实景，以及作家林海音成长的真实环境。想想当年住过晋江会馆的林家人，如今只剩下疼爱我们的五姨林燕玢，她也九十了！

 

您是哪位啊

 

    距离上次来晋江会馆已过了好些年，那天我和丈夫至璋进入静悄悄的小院，发现好几家已经搬走。我们在窄院里绕了两圈，竟然认不出林家。有个年轻工人正在空房子里刷油漆，问他知道写《城南旧事》的林海音住哪间？他摇摇头。隔壁一位妇人听见，探出头来说：“前阵子也有人来打探《城南旧事》，最近还来了几个电视台的。我跟你们说啊，后间儿有位姓王的大妈认得林海音家。”

 

    绕到后头，一位身着利落夏衫裤、满头灰发的妇人见我们四处张望，满口京片子问：“您找谁呀？”

 

    “找《城南旧事》林海音的家。”我说。

 

    “就这儿了，您是哪位啊？”她又问。

 

    “我是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从台北来，您是？”

 

    “我叫王秀珍，当年我爹是照顾这个会馆的。”

 

    “噢，你就是长班老王的女儿啊？我听我妈和舅舅提起过。”我说。

 

    “1990年、1993年，你母亲来，我上天津女儿家避寒，没见着，可惜呀！倒是你舅舅林燕生那年来，见着了，他回台湾后还给寄来我们的合照。当年会馆里住了四家人，林家、萧家、辜家都是台湾人，我爹是给这三家管事的，就我们家是北京人。萧家儿子跟你舅舅一块儿长大，有年也从加拿大回来过。”王秀珍说。

 

    我问王秀珍记不记得林海音，她点头说：“记得噢，1948年他们回台湾时，我都十来岁了。你母亲人缘好，对人客气。”

 

    北京的祖煃堂兄曾告诉我，他少年时期随“六婶”回晋江会馆的景象：“一进大门，六婶儿的京白就变成闽南话，因为晋江会馆满院子的人都说这种话。这位最有出息、最仁义的林家大闺女，在晋江会馆人气极旺，满院子人都热情招呼。林家的前院养了很多花，屋子里的灯老是亮着，气氛很温暖。”

 

    “记得我外婆吗？”我问王秀珍。

 

    “当然记得！林太太种了许多花，牡丹开得特别美。她还爱泡泡菜，她的泡菜里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您猜是什么？”王秀珍说。

 

    “花椒？”我问。原来外婆还有秘密武器呀！

 

    “不，是扁豆！”王秀珍回答。

 

    “扁豆”就是四季豆，刹那间，这许久没听到的词儿，把我带回半个世纪前，台北城南小厨房里的那一坛泡菜。我从小嗜酸，盼着那细细长长的扁豆一变酸，就催促外婆炒一盘可口下饭的扁豆丁肉末。

 

    岁月的流逝、地理的隔绝虽冲淡了记忆，一甲子过去，当年北京那小女孩王秀珍，却从没忘记晋江会馆里林太太的泡菜！

 

    王秀珍热心带我们看，一间间指着：这是原来的北房，这是西房，这是当年的前厅，这里曾是林家的厨房……走到大门口，她指着门框上面说：“这里原来挂了块会馆的匾额，1957年大门道改建被拆下来，扔到路口，我爹娘捡回来收着，没让红卫兵给砸了。后来老太太病了，别看她没什么文化，直到1974年走前还惦记着这块匾，嘱咐我好好收着，我一直把它藏在床底下。”

 

    我们随王秀珍进屋，合力从她床底下拉出那块厚重的匾额，一块陈旧褪色的大木板，长一米半，宽半米，上面写着“晋江邑馆”四个大字，字体刚劲有力，可以想见当年挂在大门上的气势。林海音纪录片《两地》导演杨力州，事后回忆起这段经过时说：“快门按下的当下，虽是静态的影像，却让我强烈感受到时间流转的魅力。”

 

    今天，晋江邑馆（晋江会馆是一般通称）里的福建台湾乡亲早就人去楼空，大部分都已不在人世了，但忠心耿耿的老管家和后代，却一直保存着那块历经风霜的匾额！

 

    站在小院里，我紧紧地握着王秀珍暖暖的手。

 

最初的惊艳

 

    从北京回到台北，我去探望年迈生病的燕生舅，他已很少出门，说起往事，虚弱的身子好像特别有劲儿。他说：“当今知道晋江会馆原貌的，恐怕只剩下我了。我们初搬到会馆时，除了看门的老钱，只住了一位福建同乡洪亮先生。洪先生满屋子的书，边养病，边读书。有时有位燕京大学的张延哲先生来找他，张先生后来做过台湾省财政厅长，他的太太朱秀荣在台湾办再兴中小学，很成功。”

 

    “两三年后，洪先生回福建了，内院几间房就由我们一家人住。抗战后，另外两家台湾人萧家和辜家才搬进来。萧先生在北大教书，太太是东北人，有两儿一女。萧先生喜欢古典音乐，常有左派学生来找他。1949年他们一家回到台湾，萧家儿子后来移居加拿大，我们有联络。”舅舅继续说。

 

    “辜先生是鹿港人，先是一个人，后来有个女人跟他住，生了两个孩子。辜先生很神秘，不在家的时候居多，我们跟他没什么来往。会馆前头几间也租给外地来念书的学生，像后来担任台湾省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的邹文谦先生，当年在朝阳大学念法律时，就住在会馆。长班老王和王妈照顾会馆，王妈对我们很好，有时还会做东西给我们吃。”

 

    燕珠三姨跟我说过，孤儿寡母的林家在北京生活困难，靠着外公生前工作的邮局的抚恤金生活。抚恤金不够一大家子过日子，幸好外婆有项专长，喜欢做菜，大家都爱吃她的菜，为了生计，她给学生包饭。当年晋江会馆林太太地道的福建菜、台湾菜和客家菜，不论是红烧五柳鱼、青蒜烧五花肉，炒猪肝、猪心，姜丝炒猪肺，烫韭菜、莴苣叶、菠菜蘸日本万字酱油等，满足抚慰了许多游子的心。甚至附近泉郡会馆、蕉岭会馆的寄住学生，也来包饭。

 

    母亲曾在《我的京味儿回忆》中写道：“南柳巷是我一生居住重要的地方，时间又长，从我在无父后的成长过程中，经过读书、就业、结婚，都是从这里出发：我的努力，我的艰苦，我的快乐，我的忧伤……包含了种种情绪，有一点，我们有一个和谐的、相依为命的家庭，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贤良从不诉苦的母亲。”

 

    早年晋江会馆也住过一些文人雅士，清末泉州状元吴鲁就在这里写过后人称道的《百哀诗》。据说连战的祖父连雅堂先生1913、1914年也在此住过。

 

    那次拜访燕生舅后，我从台北回到澳洲，不久收到他的信，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晋江会馆的地理环境，学工程的他还画了一张图，准确标注出各家的居住位置。舅舅个性内向，沉默寡言，做事一丝不苟，办公一介不取。那次他难得写下一段感性文字：“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到晋江会馆看房子时，我们走进小院，一惊！好美！槐花落了满地，有两三寸厚吧，整院都是白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接到燕生舅的信，来年他就去世了！

 

    1948年年底，23岁俊秀的燕生随我父母回到他从未见过的故乡台湾，他那段在北京的初恋，永远割舍，留在那座北方的古城了。

 

    很遗憾我在母亲生前没有问她，《城南旧事》里的惠安馆是不是晋江会馆的化身？为什么给惠安馆里的灵魂人物疯子取名王秀贞（王秀珍）？为什么安排秀贞的爹，惠安馆的长班也叫老王？此外，英子的玩伴妞儿是不是秀贞的女儿小桂子？一出生就被扔在墙根底下的小桂子，后来和秀贞团圆了吗？

 

    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多年，真正的答案已随母亲而去。纵使对这段历史和对林海音有深刻了解的家人，也无法解答。人生如梦，似真，若幻，小说家在虚虚实实间出入，遂使这部透视人性的经典小说分外迷人了。

 

    （作者：夏祖丽，系林海音女儿，生于北京，长于台湾，现居澳大利亚，专事写作，著有《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等。本版配图均系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