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考古学家这样炼成

/壹/

    1937年春天，在河南郑州东赵村，一个男孩儿呱呱坠地。因为这是李家的长孙，所以给他取名为李伯谦。

    李伯谦6岁时，被送到村中小学读书。家中长辈对这个长孙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够学医，照顾家人。青少年时代的李伯谦勤奋好学，历史和地理成绩都很出色，几乎每次都考满分。他尤其爱好文学，喜欢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书。所以，当李伯谦报考北京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并且梦想着将来也能当一名作家。然而事与愿违，中文系没有录取，他因为历史成绩突出而进入历史系。

    1956年夏天，19岁的李伯谦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粗布衣服，只身来到北京西北郊的燕园。此时他的冬衣还没有着落，靠着从学校申请来的一件棉大衣，李伯谦度过了他在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冬天。

    北京大学历史系包括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第一年不分专业，所有学生在一起上基础课。当时，张政烺、齐思和、邓广铭、商鸿逵、田余庆等先生相继授课，令他眼界大开。随着第一学年的结束，面临选择专业时，李伯谦犯了难。恰在此时，教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吕遵谔先生前来动员。他对大家说，学历史就要搞考古，考古多好啊，游山玩水。这句“游山玩水”颇具吸引力，于是，李伯谦选择了考古专业。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考古将成为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这年暑假，李伯谦回到老家东赵村，他在村南的土坎上拣了几块陶片，还写了一篇小文，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考古调查。

    1958年暑假，吕遵谔先生带领李伯谦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这是他入校两年来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田野考古，所以既兴奋又激动。而在发掘期间，郭沫若、斐文中、贾兰坡等专家到工地上看望大家，更激发了他对考古的热情。这次短暂的田野实习，让李伯谦对考古有了真切的认识。

    1961年秋，李伯谦毕业了。苏秉琦先生认为他品学兼优，就把他留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当时，商周考古方向的教员只有邹衡一人，所以，苏秉琦建议李伯谦，以商周考古为主攻方向。可没等在校园里安顿下来，李伯谦就打起行囊，与邹衡、俞伟超、高明等几位老师一起，带领考古专业1958级学生，到北京昌平雪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连续几年的野外发掘和整理，不仅锻炼了李伯谦的田野考古能力，也使他在短时间内就熟悉了夏商周考古。

    “文革”开始后，所有学术活动都被叫停，李伯谦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其苦闷可想而知。如今回过头看，还要感谢这段经历，正是因为接触了哲学，李伯谦的逻辑思维才如此缜密，这也体现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

    1971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准备于次年招收工农兵学员，于是把李伯谦调回历史系。李伯谦回到本专业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他的老师邹衡编写《商周考古》讲义，负责序言和商文化部分。1972年，《商周考古》铅印本发到入学新生的手里，这本书至今仍被国内各高校沿用和借鉴。

    除教学外，李伯谦也迎来了田野考古的春天。1972—1982年，他带领学生，先后发掘了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江西清江筑卫城新石器时代遗址、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青海乐都柳湾史前遗址、甘肃永登连城史前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山西曲沃县的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湖北孝感新石器和商周遗存，并且在安徽六安、霍邱、寿县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

/贰/

    考古这行苦不苦，从事田野发掘和调查的人最有发言权。1963年，李伯谦带学生到河南偃师二里头实习。发掘告一段落，李伯谦带领学生到周边去搞调查。河南的冬天黑得早，眼看天色已晚，他们来到附近的景阳岗村，请村长给安排个住处。村长打量着眼前这几个人，没好气地说：“太晚了，上谁家去？你们就住到放牲口草料的库房里。”同学们还想央求村长给安排到老乡家，李老师痛快地说：“不麻烦了，村长，带我们去库房吧。”这一夜，师生们和衣钻进草料垛，伴着干草的气味和牲口粪便的臭气进入梦乡。

    1980年春，为了安排学生到山西曲沃县的曲村实习，李伯谦带领宋建等人到当地去调查、选址。忙活了一上午，中午他们去当地的公社食堂找吃的，特别说明，粮票和钱都有。副社长一听是搞考古的，不愿意接待，把他们推给生产队。老队长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又不是水利局的，人家会帮我们打井；也不是县里的领导，我们不能不接待。考古队的对我们有啥好处！”老队长把他们打发到老丁家，丁家老太太去世，刚办过丧事。李伯谦等人在老丁家吃了几个剩下的开花馒头，算是一顿午饭。李伯谦又提出晚上住宿的问题。老队长说：“就住老丁家，他家老太太没了，地方宽绰。”当天晚上，大伙儿睡在西房的大炕上，宽敞倒是宽敞，可是在刚刚去世的老太太睡觉的地方休息，四个人心里直犯嘀咕。最后他们干脆不睡，坐在炕上打了一宿扑克，天一亮，又起身去田野调查了。

    1980年，北大师生在山西曲沃县实习。大墓太深，又没有机器，李伯谦只好将麻绳捆在身上，在大墓里吊进吊出。有一次李伯谦被吊出墓道时，不小心扭伤了腰。他忍着腰伤，坚持蹲在墓坑里发掘。一个多月后考古实习结束，李伯谦回到北京就医，被诊断为腰关节错位，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从此落下腰疼的病根儿。

    1993年在曲村发掘晋侯大墓时，李伯谦担任领队。当时天寒地冻，摆在眼前的困难是墓坑太深，随葬品太多。为抢时间，李伯谦和同学们在几米深的墓坑里盘起火炉，一是为了烘地，化开冻土，方便挖掘；二是为了取暖。于是，3000年前的晋候大墓升起了人间烟火，那炉火伴随李伯谦和他的学生们度过了又一个冬天。

    李伯谦说，回想田野考古，一次次地发掘，一次次地充满新鲜感，那是与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对话，与先人进行灵魂沟通，还可以修正文献记载中的错误，实证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对考古人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叁/

    经过连续多年的野外发掘，李伯谦迸发出旺盛的创作力，他连续完成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对夏商周三代考古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密切关注中原地区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的同时，李伯谦开始系统地研究周边地区青铜时代遗存，以期对中国青铜文化形成鸟瞰。1998年，李伯谦把上述研究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为题出版，这标志着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的确立。

    从1992年开始，李伯谦主持了晋侯墓地的发掘，清理了从西周早期到两周之际的9组19座晋侯及晋侯夫人墓。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最完整的西周诸侯墓地。作为发掘领队，李伯谦针对晋侯墓地发表一系列文章，厘清了该墓地的墓葬序列、墓主考定以及埋葬制度等关键问题，为确定西周列王的年代提供了确凿的考古学依据。

    1996年5月，“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来自历史、考古、天文、测年、古文献等多个学科超过200位专家学者，联合开展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李学勤、席泽宗、仇士华和李伯谦等四人为首席科学家。作为负责考古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的五年多里，李伯谦不但要统一课题规划，还要统筹各遗址的考古发掘，积极协调各课题组以及相关学科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先后组织对17个遗址进行发掘，新的考古发掘填补了夏商周文化谱系中的缺环。“夏商周断代工程”采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学者们根据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建立起夏商周考古分期标尺。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有助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5000年文明的发展脉络，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完整的中华文明编年史。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核心成果《夏商周年表》公布后，李伯谦又把研究转向更早年代的考古。2011年，他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送呈当时的有关领导人，建议国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随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获批为“十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李伯谦是主持人之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实施，促使李伯谦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和特征进行深入探索。这一时期他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这部书。在书中，李伯谦提出了文明形成的四个要素和十个标准，以及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三个阶段。

    李伯谦十分注重理论方法研究。1988年，他发表《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一文，系统阐述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指出，它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如今，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2014年，李伯谦出版《感悟考古》一书。在长达数万字的“导言”里，李伯谦对考古学研究中的十七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既是他对个人学术生涯的一次回顾，更是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全面反思。此书一经出版，就被一些高校的考古专业列为本科生必读书目。

/肆/

    当年踏入北大校门的英俊少年，如今已白发苍苍，桃李满天下。李伯谦亲自带出的博士生、硕士生有上百人，经他授课的考古系学生有上千人。从事考古50多年来，作为曾经的系主任，他对北京大学考古系（今考古文博学院）学科建设的贡献有目共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已80岁的李伯谦，仍然活跃在考古战线上。2016年5月21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召开，作为中方考古人的唯一代表，李伯谦在开幕式上做了精彩发言。

    2016年10月，讲述李伯谦考古生涯的书《读写生命大地——致20世纪知名科学家李伯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不仅描述了李伯谦对考古事业的热爱，也讲述了他对自己老师的敬爱、对同班同学的友爱、对学生弟子的关爱。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有100幅珍贵照片，不但有郭沫若、石璋如、贾兰坡、苏秉琦、张政烺、安志敏、吕遵谔、邹衡、徐苹芳、俞伟超、宿白、高明、严文明等老一辈考古学家，还有许多中青年学者的英姿；不但有张光直、饶宗颐、许倬云等大师的身影，还有饭岛武次、罗泰、韦陀等国际知名考古学家。可以说，这些照片记录了几代考古人的风采。

    李伯谦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考古。从最初只是为了游山玩水，到真正认识考古，热爱考古，并且将其视为毕生的事业，他以自己的实践诠释了什么叫作考古人生。

    考古是一个寂寞的行业，事实上，寂寞的行业又何止考古这一家？在当今社会，面对繁华和喧嚣，面对浮躁和急功近利，我们怎样才能不忘初心，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执着于自己的科研事业？老一辈考古工作者早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2017年是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衷心祝愿我们可亲可敬的李老师，为考古事业健康工作，享受考古带给他的越来越多的快乐！

    郑彤，编审，199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夏商周考古专业硕士毕业，1998年—2013年在文物出版社《文物》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2013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从事编辑工作。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读写生命大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