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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5日 星期三

    不会忘却的纪念

    ——读瞿林东教授著《我的史学人生》

    作者:范宇焜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25日 11版)

        【图书评介】

     

        瞿林东教授所著《我的史学人生》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2016年11月版),全书共收录作者27篇文章,分为上、中、下三编,主题分别为领略师辈风范、品评史书旨趣以及探究史学底蕴三个方面。全书饱含作者对历史和史学研究之深情,读罢本书,尤以领略师辈风范这一部分的8篇文章令人感怀动容。所辑文章皆关于作者之老师辈的学者,或直接在门下受业,或间接受到启迪和鼓励,或系忘年之交。作者就白寿彝、钟敬文、赵光贤、何兹全、史念海几位先生的治学思想展开论说,并记录了自己与诸位先生的一些交往。我们这一辈学者大多未有与几位先生交流的机会,然而通过作者所记,让几位先生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得以鲜活起来。

     

        先生们对学术的执着与热情令人叹服。瞿先生多次提到一句让自己印象深刻的话:“我70岁才开始做学问。”这是白寿彝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的话。白寿彝先生着手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史学概论》和《中国史学史教本》,筹划《回族人物志》,这些卓有成效的学术创新工作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着手做的。年过古稀的白先生有70岁开始做学问的热情,这源于他对所处时代的欢欣鼓舞,对积累和创新关系的高远认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珍惜(参见《我的史学人生》,第4~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与白寿彝先生相类似的还有史念海先生,1992年,史先生沿黄河而下东行考察,历经22天,行程过900公里,至距黄河入海口百余里时,因天降大雨,道路泥泞难行方返(第100页)。这时的史先生已过耄耋之年,却仍然孜孜不倦于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考察工作,体现出对学术的执着和对于祖国河山的热爱。无论是70岁开始做学问的白寿彝先生,还是80岁仍坚持在考察一线的史念海先生,他们对学术的饱满热情不仅源于学术,更来自于他们对工作、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作为一名学者的社会担当。

     

        先生们对学术问题的敏感与认识令人景仰。本书作者回忆白寿彝先生“在主持制定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卷时,曾确定要写出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的理论性著作,作为统率《中国通史》的开卷之作”(第13页)。白先生对学术问题的敏感建立在他具有的“通识”与“器局”治学特点上,博古通今的知识与弘深的器量相得益彰。以“会通”的知识为基础,以宽宏的器量把握全局,构成了白先生这种卓越的历史见识。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也有精辟的史学论断,即“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我们应该对学习历史有自觉的要求”(第53页)。历史是一种知识为人们所熟知,而历史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的说法则引人深思,通过对钟先生论断的分析,作者总结道:“治学,贵在博而返约,然博而能通则尤贵矣。”(第56页)白先生与钟先生对学术问题的敏感自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这些卓越的认识的背后是辛勤付出换来的扎实功底,是不仅勤学,且能善思的不断蜕变,以白先生、钟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治学,给我们后学做出了榜样。

     

        先生们对后学的鼓励读之令人振奋。本书作者记录了一些他与诸位先生在学术上的往来,多次提起几位先生对自己的帮助与鼓励,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赵光贤先生的鼓励。作者与赵先生结识是在1962年,当时读大学本科三年级的作者选择了赵先生开设的“先秦史”课程,其后他的大学毕业论文《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也是在赵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赵先生指导他撰写论文需要读些什么书,拿到论文初稿后用毛笔在文稿上加以“朱批”。对于有关证据不足的地方,赵先生批道:“参阅《左传》某年某事”。论文完成以后,赵先生建议作者将文章寄给吕振羽先生或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汪锋同志。这对一个本科学生来说,实在是莫大的鼓励。1978年,本书作者受《社会科学战线》委托向赵先生约稿,赵先生欣然同意,撰成长达四万字的《左传编撰考》,这对一个青年学者来说,又是怎样的一种支持。赵先生的鼓励是一个缩影,这些鼓励是老一辈学者对后学关怀的真实写照,支持着本书作者不断进取,师辈们对后辈的关爱正是这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先生们谦逊的为人和乐观的态度令人钦佩。书中提及何兹全先生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一文中的说法:“回头看看自己的成就,虽然自己也曾有时‘骄傲’有时‘委屈’过,但基本上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第70页)何先生回望自己走过近七十年的学术历程,无论是面对取得的成绩还是经历的曲折,都以虚心、积极的态度面对,真正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第70页)。在作者与史念海先生往来的书信中,史先生谦恭地形容自己的文章是“聊以塞责”“潦草殊甚,难辞哂笑”;他向作者解释黄河“拦门沙”的成因时,还说自己是“信笔写来,唠叨不少,还乞有以谅之”。作者笔下的诸位先生是真实而鲜活的,他们从未因自身的学术地位而与众不同,也不以曾经取得的成绩而慢待后学,相反,他们既是良师,更是益友,总是以谦恭的态度不断向更接近真理的地方奋进。

     

        以上提到的几点,仅是《我的史学人生》所涉及的一些具体事例,但从精神层面来看,读者由这些文字而收获的教益是深刻的。瞿林东教授对学术问题的种种认识,以及字里行间表现出的谦逊态度自是受先生们的影响,这在本书品评史书旨趣以及探究史学底蕴两编亦有所体现。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的勤奋、热忱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是后辈的榜样,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更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范宇焜,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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