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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揭晓了“2016六大考古新发现”，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墓等榜上有名。西朱村曹魏墓虽被严重盗掘，但仍出土较多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等文物。专家认为，该墓出土随葬品与洛阳正始八年墓、曹休墓出土部分器物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呈现出从东汉到西晋的过渡特征。尤其是墓葬中的大量刻铭石牌，尺寸及书写内容、格式与曹操高陵所出土的刻铭石牌相似，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和等级指向。本刊特邀请考古专家韩国河撰文解读该墓的发掘成果及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日，洛阳考古研究院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围绕洛阳西朱村新发现大墓的性质、年代和墓主身份等进行了讨论。通过听取墓葬发掘负责人的汇报以及专家的评判发言，在考察发掘现场和观摩随葬品的基础上，我认为西朱村大墓的年代应在曹魏时期，墓主身份属于皇室等级，其学术价值和安阳曹操高陵一样，反映出“不封不树”薄葬思想导引下“汉制”向“晋制”转变的新理念，具有承上启下的葬埋特征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关于大墓的年代
判断一座墓的年代如果没有确切的纪年材料或明确的墓主身份信息（印章等），就要依靠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典型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和一些文字文献的指向做综合研判。
第一，该墓发掘时没有发现封土，“不封”的特征明确，明显区别于洛阳地区东汉高级别墓附有高耸封土的特征，符合洛阳地区魏晋时期不封不树的埋葬特点。
第二，该墓为东西向，区别于早时段东汉帝陵南北为主的特征，如北邙的东汉帝陵级别的大墓都是南向。也区别于晚时段西晋高级别大墓的南北向特征，如晋文帝陪葬墓7级台阶墓也是南向（偃师新庄02YXM1）。与曹魏时期的洛阳曹休墓以及安阳曹操高陵东西向相一致，该墓的方向向西，与东侧400米山上新发现的一座形制规模更大、墓道朝东之墓葬相对应。
第三，该墓的形制是带一条斜坡墓道的大型前后室砖墓。砌砖有东汉的风格，不同于西晋北朝时期墓葬用砖的大小规格。个别砖上戳印有纪年“永寿元年”（汉桓帝年号，155年），至少表明是该墓的上限年代（如何看待这个年号砖，有待于进一步解释）。具体而言，墓道位于墓室西侧，东西长36米，南北宽约9米。墓室土圹近长方形，东西长约18米，南北宽13.5米，呈“甲”字状。目前发现的大型高级别的西晋时期大墓，往往是墓道宽大于墓室，说明该墓的形制也不符合西晋中晚期大墓的一般特征。
第四，该墓的随葬品组合经过盗扰后剩有陶模型明器灶、磨、井等，家禽家畜俑、鸡、狗、猪和祭奠器盘、勺等具有东汉晚期的特征，这无疑是汉风的延续。随葬品中的一些典型器，是判断该墓时代的主要参照物。其中四系罐多见于魏晋时期，与曹操、曹植墓出土的大同小异。发现的八件石质帐座，洛阳正始八年墓（247年）也曾出土类似器物。
第五，能够反映该墓年代特征的随葬品还有带有题识文字的石牌，石牌为平首斜肩六边形，长约8.3厘米，上部有一圆形穿孔，很明显和曹操墓出土的石牌大小规格非常相似，牌上系孔的存在说明其用途也一样，就是系挂所用（推测多系挂在“柙”或物品本身上），并强调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仅有的两例出土石牌的墓葬，表明两墓年代的高度相近性。
根据以上判断，该墓的年代应当在三国时代的曹魏时期。
二、关于墓主的身份
根据墓葬材料，一些专家推测其为魏明帝郭皇后的墓，笔者认为还不宜过早下结论，但该墓的级别较高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与同时期墓相比较，此墓规模大，面积也大，墓道宽也近10米（接近东汉、西晋帝陵墓道的宽度），比正始八年墓（墓道口长23.5米、宽2.8米、底宽1.84米，一些专家认为正始八年墓就和皇室有关）和曹休墓（墓道口长35米、宽5.4～9.7米）规格相对要高。另外，该墓墓道有七级台阶，显示级别较高。根据目前统计，曹操高陵和曹休墓使用了7级台阶，正始八年墓有5级台阶。西晋时期泰始二年（266年）偃师02YXM1墓也使用7级台阶，表明这种7台阶的墓主属于高级别的皇室贵族。
第二，前室内壁南北宽4.8米，东西长4.4米，拱券形顶，顶部大部已坍塌，在前室砖壁上发现有残存的壁画，保存状况较差。后室近方形，边长约3.6米，亦为拱券形顶，顶部已经完全坍塌。前后室面积大小也和曹操高陵相近，只是少了四个侧室。
第三，墓葬出土了1圭4璧，与曹操高陵和曹植墓发现的同类品相似，但质地略差，尺寸有所减小。
第四，石牌中有“云母犊车一乘，蓐坐牛人自副”字样，反映了墓主的生活级别指向。《晋书·舆服志》曰：以云母饰车，谓之云母车。臣下不得乘，时赐王公尔。《晋书》记载，惠帝自邺还洛，殿中官属备云母辇及云母车奉迎。另外，反映墓主身份级别的文字还有一些，如“赤漆画奏鼓一，鞞自副桴二”“武冠一”“玄三二”等等。
第五，该墓位于万安山的北麓，靠近东汉帝陵南兆域的南部边缘地带。我们知道，曹魏立国46年，历5帝。文献记载的文帝曹丕、废帝曹髦、明帝曹叡都葬于洛阳，但大的方位不同，前二者都在洛北首阳山和瀍涧之滨，曹叡却葬在洛南万安山山麓。因此，推测墓主是一位与曹叡有亲近关系之人的论断有一定道理，何况附近东侧400米的山上确实还存在一座“不封不树”的东西向大墓。
三、该墓发现的学术价值
如何判断西朱村曹魏大墓的学术价值，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辩证思考，一是从曹魏大墓本身去总结该时期墓葬的特征和文化演变轨迹，二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把握该墓葬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特点。
从墓葬本身看，在洛阳万安山北麓发现曹魏时期的大墓，说明曹魏政权定都洛阳之后，与东汉帝陵一样实行了南北分置的陵区制度。北部陵区以曹丕首阳陵为中心，南部陵区以曹叡高平陵为中心进行布局。西朱村大墓为长斜坡墓道明坑墓，墓葬口部距墓底深约12米，在墓圹周边发现39个柱础坑和3条沟，这些柱坑对研究该时期墓葬的修建过程及防护措施提供了珍贵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西朱村大墓是一座与曹操墓有姊妹学术意义的曹魏时期典型墓葬。二者前后衔接，互相印证，互相支撑，特别是石牌的书写内容与格式，表明了曹魏皇室随葬的一种特殊风格和气象。
曹操高陵与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的石牌文字史料价值极高。这些石质器物名牌，一面有隶书篆刻的文字（西朱村的石牌文字有魏碑的趋向），文字内容为随葬品的清单，即为“遣策”或“物疏”。但需要指出的是，观察这些记录的随葬品清单不是一般意义的物品记述，而是很刻意地强调一个核心问题，即不违背曹操及曹丕终制或终令中的“薄葬”诏令，“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否则，曹丕重誓：“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如石牌文字中，有“松树二”“樍柏树一”，或许正是地面不让植树，只好在墓里有所表示而已。
从历史背景看，笔者认为魏晋时期薄葬有几个特点，一是短丧，二是不封不树，三是墓葬简制，四是明器减少（质），五是虚拟化（有名无实）。该墓的发现无疑集中体现了曹魏时期的薄葬特征，既无封树，出土的陶制明器还个小且制作粗糙。与曹操高陵对比，曹操高陵因为建构于东汉末年，保留了东汉建制，西朱村大墓只有前后室而缺少侧室，就是曹魏时期进一步薄葬简制的结果。
这里需要讨论一个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曹魏丧葬礼制在汉制向晋制转变中的作用。在历史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不少曹魏时期的墓葬中都有反映，在洛阳发现的魏晋墓更多地保持了汉制，如墓葬形制中前后室的券顶技术和横前室的构造，随葬品中模型明器井灶的组合、祭奠器案盘耳杯的存在以及陶制人俑等都是继承了东汉晚期以来的风尚。更重要的是在曹操高陵的墓葬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随葬品，如四系罐、多子槅等西晋墓中常见的东西。这虽然是小小的两种陶制明器，却反映出曹魏至两晋时代的一些思想文化动向。如在曹植墓出土的四系罐上就戳印了“丹药”二字，表明与时人“长生不老”观念的联系（曹操高陵和西朱村大墓出土类似的罐作用应当相同）。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天灾人祸横行，对生命长久的渴望与《抱朴子·内篇》中“五灵丹经”所讲的令人不死之法相结合，使追求长生不老的观念蕴含于生活中方方面面。陶制的多子槅，一般认为是盛食物（水果等）的器具，应当是模仿了同类漆器，考古发现过东晋时期的“吴氏槅”（文献中也称其为“樏”，成为宴享集会时候必备的摆放物品），反映了贵族的时尚生活方式。于是，这种象征身份和富有的东西自然被模仿制作为明器放入墓室。考古中发现的典型“晋制”代表物品还有牛车，西朱村大墓因盗扰没有发现实物，但“云母犊车一乘，蓐坐牛人自副”的牌铭已经说明了牛车的存在。实际上，曹魏时期丧葬礼制的最大变革是“不封不树”薄葬制度的实行，不仅仅是没有封土和地面陵寝建筑这些对时人直接观感的变化，对之后两晋墓葬制度也带来了深厚的影响。如《晋书·礼志中》说：“文帝之崩，国内服三日。武帝亦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文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因此，墓葬“晋制”的确立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曹魏制度的延续。
总之，洛阳西朱村大墓作为抢救性发掘成果，无论是考古发掘的进程或是保护措施都非常科学和规范，组织学术论证会也体现了考古研究的严谨态度。经讨论，大家认为墓葬本身体现出的学术价值不亚于南昌海昏侯墓，它虽然没有西汉时期华丽丰富的随葬品，却展示了历史进程中另一种独特的埋葬方式。今后要一方面抓紧整理资料，并详细勘探附近的墓葬及其周边的关联遗迹，为进一步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对墓葬的保护展示也应继续跟进，尤其是要注意曹魏时期的整体历史特点，与曹操高陵、曹休墓等联系起来解读正确的文化信息，更是公众考古学的责任。
（韩国河，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