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傅璇琮先生,是从读他的大作《唐代诗人丛考》开始。在这本书里,他考索了部分大历诗人的行踪,同时引出了大历诗风。读着这本书,我心生仰慕,希望能结识傅先生。其时,我刚写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便斗胆将手稿寄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作序。不久,他读完手稿,不仅写了序言,而且给了许多鼓励,从此,我坚定了继续研究士人心态的信心。1997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重症肌无力。这种病,能治好的极少。相继在几个医院治了几个月,不仅毫无进展,而且发展到无法进食,无法喝水,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只好转到北京医院治疗。其时,我女儿女婿远在深圳工作,一时回不来。多病的妻子不离不弃,便到北京医院护理我。博士生张峰屹君,知我病重,也到北京医院照顾我。另一学生左东岭君,那时正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每每讲完课就骑自行车从城西到东城的北京医院看我,满头大汗,喘着气。我实在于心不忍,一病给学生和亲人带来这么多麻烦!最难忘的是傅旋琮先生,他每隔几天就来医院一次。他腿脚不好,行走不便,而每次来,都是坐公交车,从丰台到北京医院,中间还要转车,困难可想而知。他每次来,都给我带来新杂志,跟我谈论学术界的一些情况。有一次,我见他挤公交车实在不容易,请峰屹送他出医院时,叫一辆出租车送他回去。在医院门口,峰屹叫来出租车,但是他坚决不坐,还是乘公交车走了。多年交往,我知他为人实在,他来看我,是出于真诚的关怀,而非出于礼节。平日交往,书信往来,也都有一说一,互相尊重,互相信任。1990年年初,他编集了部分唐诗论文,书名未定。那时我正在上海,与复旦大学的陈允吉教授提及此事。允吉教授说:“书名叫《唐诗论学丛稿》似较好。”后来我把这意见告诉傅先生,他接受了。与傅先生交往,无话不谈。关于学术问题,他总能提出许多好意见,让我感到非常受益。学术路上同行,平生风义兼师友。在艰难的学术之旅中,有傅先生同行,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傅先生也帮助我,提携我,视我为知己。在1992年7月11日给我的信中,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对允吉兄的学识与人品,几年来一直倾倒。私意以为少数可深交者之一。因此前几年在结成论文集时,只请兄与允吉兄作序。北罗南陈,是可以托死生的知交。这是弟与内人常讲的话。”今日重读傅先生的信,悲从中来。知音已逝,留下无尽的思念。
(罗宗强,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