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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至今日，傅璇琮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
傅先生是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助教，中华书局编审、总编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复刊之际，傅先生慨允担任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顾问，对《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的复刊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指导。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为了总结傅先生的学术成就，回忆他的为人风范，以及他为当代中国学术所做的众多建树，为学术新人成长之无私汲引，我们编选了这组纪念文章，以为傅先生逝世周年的纪念。陈垣先生曾说过，有才能的人，若得不到有力者之援引，必不能有大的成就。我等虽自知浅薄，但一路走来，艰难备尝，更感念傅先生曾给予的关心与扶掖。
傅璇琮先生走了整一年了，然而其身影，仿佛并未远行，他的精神，他的著作，一如既往，还在影响我们、伴着我们。傅先生从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编辑、主任，到中华书局总编，他长期在学术上热情地提携我，使我从开始学术方向不明，走上有明确的学术方向，找到学术富矿，又帮助我将开采的学术产品，推向社会。从《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到《宋登科记考》，先生既是帮我制订学术人生的总工程师，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每念及此，感慨良多。因限于篇幅，本文只记叙两件事：
第一件：“不打不相识”。
1979年，我就唐诗《灵隐寺》的作者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在《杭州大学》1980年第1期刊出后，该刊第2期就登出了傅璇琮先生的《关于宋之问及其与骆宾王的关系》批评文章，明确表示这首《灵隐寺》诗当仍是骆宾王所作，而不是我所说的是骆宾王与宋之问合写。拜读之后，深感批评之中肯、立论之可信，其资料运用纵横捭阖，使我折服。回头再看自己所写的文章，实在浅薄，不免汗颜。
当时我并不认识傅璇琮先生，从徐规先生了解到，傅先生是中华书局编辑，是唐代文学专家。然而，这么一位专家，在批评文章中，言辞婉和，十分诚恳地提出问题，仿佛批评就像讨论一样，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傅先生的深湛学问和与人为善切磋学问的风度，感动了我。于是我立即给傅先生写了封信，表示接受批评，并希望今后能够得到学术上的指点。傅先生很快就回了封信，说“这是所料想不到的”。不久，他来信约我写一本《宋太祖》小册子。我欣然接受，《宋太祖》书稿交稿后，他曾致函我说：“《宋太祖》文采很好，我在编辑部会议上也讲了。我们想约请你再写一本《王安石》。”我很高兴，于是又写了一本小册子《王安石》。《宋太祖》《王安石》分别在1982年、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样一来一往，开启了我们学术交往之路。
有一次，席间有人问起我怎么与傅先生认识的？傅先生抢先回答：“我们是不打不相识。”指的就是通过学术批评结识的。
我这个并未跨入学术殿堂之门的年轻人，通过接受学术批评而能结识一位大学者——傅璇琮先生，并在此后一直得到傅先生学术上的指导，这是我人生的机遇和幸运。
傅先生对我的学术批评，可以说是学术批评的一个范例，这就是抱着开展学术批评的求真的目的，怀着与人为善相互切磋学问的仁心，不但能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而且会促使批评与被批评者之间建立起学术情谊。
第二件：主编《宋登科记考》。
傅先生是唐宋文学研究专家，但他兼有史家的史识与史学功底，他的智慧之深邃，正是基于能将文史研究紧密结合。他站在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高度，十分重视基础性的资料整理与研究。他觉得，宋代科举于宋代文学、历史与社会文化影响十分深远，下决心要仿徐松编撰唐代《登科记考》体例，撰编一部《宋登科记考》。傅先生感到此工程“绝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他想到此时我正好完成了《宋代官制辞典》，于是在1991年北京一次学术会议上，向我提出了合作做《登科记考》课题的事，我欣然接受傅先生的提议。
我当时还在杭大历史系工作，不知道高校古委会，他帮助我向高校古委会申请立项，又一起制定《宋登科记考》撰编体例。之后，在《宋登科记考》课题十余年的运作过程中，傅先生通过审读书稿，不断提出修改意见。在此，我略举傅先生关于《宋登科记考·天圣二年》书稿的眉批为例：
1．“杨正臣”条：“察襄，擢天圣八年进士第。”傅先生眉批：“察襄”为“蔡襄”之误。
2．“毛洵”条《宋史》本传，似应在周必大《文集》之后，这需有统一体例，是否以时代先后为准，如后之“叶清臣”条。
3.样稿原文：“孙锡，字昌龄。真州人。咸平二年登进士第……宋王安石《临川集》卷九七《孙公（锡）墓志铭》：‘公讳锡，字昌龄……以天圣二年进士起家。’”傅先生注：“咸平”为“天圣”之误。
4.样稿原文：“孙彝甫，一作夷甫常州武进人。”傅先生注：“夷甫”后加逗号。
5．“裴煜”条：引“清厉鹗《宋诗纪事补遗》卷一《裴煜》”。傅先生眉批：厉鹗非《宋史纪事补遗》著者。
6.样稿原文：“张瓌……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七《张洎》……孙瑰。”傅先生批：“瑰”应作“瓌”。
7.样稿原文：“周中和……秦和人。”傅先生批：“秦和”为“泰和”之误。
8.P.169“傅仪”。傅先生眉批：已见前页168“傅仪”条，重。
9．“曹平”条，眉批：“同三礼出身”，“三礼”漏加书名号，应为“同《三礼》出身”。
10．“孙抃”条，原文：“宋王得臣《麈史》卷七”。傅先生眉批：《麈史》仅三卷。
以上仅举10例，并非全部，但即便从上所引眉批，已可窥见傅先生对《宋登科记考》审稿之细致。从体例、简繁体更换、错别字、标点、引书作者等等，都在他严谨的审视之下，一一挑出存在问题，让我们能及时订正并引以为戒，帮助书稿通过一次次修改、一遍又一遍校对，不断提高质量，直到2004年全部定稿。
收录宋代4万余进士、420万字的《宋登科记考》书稿完成后，又是通过傅先生的联系，最后落实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使科研成果实现了推向市场的产品的转化。傅先生主编的《宋登科记考》，出版后，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获得了全国优秀出版图书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历史学类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我和傅璇琮先生37年的学术交往，不说电话联系，光书信就在300封以上，过从甚密，他长我半辈，其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更是高出我不知多少，但他始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视我为挚友。傅璇琮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具有出版家兼学者的高度，文学家兼史家的深度，仁者之心的温度，唐宋文学领军人物的全局胸怀，奖掖后进的大师风范，和高明的推动与组织学术研究发展的才干和艺术。
先生已逝，山高水长。先生的精深学问，与他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培养中青年学者的崇高境界，已成为一份珍贵的遗产，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
（龚延明，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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