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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完善，同样需要融通国外经济学资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百无一用，既不能预见到危机的爆发，在危机爆发以后也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此外，这种经济学体系不适应中国国情，因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完善也没有任何用处。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它把西方经济学看作一个整体，没有区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个阵营——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和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
西方正统经济学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基于新古典范式的各种理论为主体。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正统经济学普遍维护西方现有经济体制，但侧重点有所差异：凯恩斯主义（包括新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政府作用来矫正市场缺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否定政府的作用，强调市场的有效性。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普遍批评或反对西方现有经济体制，主张通过改良的方式来改善现存体制，反对正统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和政策。非正统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长期受到正统经济学的压制甚至诋毁，所以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是西方正统经济学，对非正统经济学缺乏了解。
西方正统经济学随着市场经济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而产生和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宗教到哲学到艺术再到科学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真知灼见，比如马克思所吸收的英法古典经济学。但自“边际革命”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统经济学努力的方向是让经济学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如今的正统经济学在形式上与自然科学相当接近，内容上非常饱满，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已模式化，其理论运用到了经济问题的方方面面。一代代西方正统经济学家为这种努力作出了贡献，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即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但是，这种努力最大的问题是必须对复杂的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进行简化，为了逻辑的一致而要求历史的一致，追求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这就导致今天的西方正统经济学表现出重技巧、轻思想，重模型、轻现实，重形式、轻应用的特征，成为名副其实的“沉闷的科学”。更重要的是，这种努力掩盖了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既然经济学已经是科学，那么就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了，就是“价值中立”的了，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只有一种经济学了。这种经济学自然成了西方世界向其他国家以科学的名义宣扬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推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工具。
这样的经济学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而西方正统经济学对科学化的追求，已使它离现实越来越远，连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参考了。更重要的是，西方正统经济学被科学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意识形态含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是根本对立的。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则不同。非正统经济学以马克思、凡勃伦这些资本主义体系的批评者的思想为基础，吸收了李嘉图、凯恩斯等人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取得了较大发展，形成了以后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和激进经济学为主体，包括社会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的某些分支，以及法国调节学派等左翼经济学流派在内的一个学术群体。非正统经济学坚持系统的、有机的、演化的方法，以真实世界的社会供应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历史、文化、制度的作用，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追求一个更加平等、丰裕和可持续的社会。由于具备这些共同元素，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众多流派近年来出现了理论整合的趋势，逐渐形成了一个“能动性—组织/制度—结构”分析框架，努力构建一个替代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非正统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较大进展，而且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经济学多元化运动”，倡导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教育的多元化，挑战正统经济学的霸权。
这样的经济学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源。首先，西方非正统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盟军。在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被划归为非正统经济学；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源泉的激进经济学是非正统经济学的主体之一；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正在整合的非正统经济学整体理论中大量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其次，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理论源于现实，导向现实问题的解决，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标。最后，西方非正统经济学普遍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和否定态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当然，西方非正统经济学毕竟根源于西方世界，虽有诸多可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借鉴的元素，但在借鉴时必须有所取舍，要有分析、有鉴别，不能生搬硬套。
（作者系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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