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源头活水

经世济民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底色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资源尤其是经世济民、经国济世等富民富国思想，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底色。

    以民为本的国家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影响至今不绝。古人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尚书》中又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治理观。作为一种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民惟邦本的国家观核心是要求国家依靠人民，把人民视为国家盛衰的命脉，政府执政要取信于民、关心民心向背，经济发展要依靠民心民力。

    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富国裕民传统就起源于中国。《管子》开篇“牧民”认为，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充实国库，满足民众物质、精神两方面的需要，主张治国理财要厚生、富民，其中涉及分工、市场、财政、货币、贸易、价格等方面的内容，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来看也是相当精辟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主张重农富民、以民为本，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认为自己的《经济表》就是根据儒家经典写作而成。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类似于自由市场的理论和“善因论”被认为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渊源之一。《史记·平准书》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典型的“中国王室财政学”，也是保存下来的“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最古老文献”。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古代成就值得深入挖掘

    16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和科技强国。与此对应，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至少出现了两次高潮，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发展的策源地。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政治结构、所有制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革的时代，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学问家，他们对社会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深入研究，对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以管子、李悝、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关于国富民富的思想。在经济价值论上，管仲和孔子都提出价值创造来源于人力和土地，其中人力是关键。《管子·八观》说：“民非榖不食，榖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作，毋以致财，天之所生，生于用力。”《管子·牧民》说：“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即怕的是没有人能使人民分工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管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大学》中明确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在经济分配论上，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题，《论语》中明确地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管子》中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个从生财和用财的角度讲“取之有度、用之有止”的国家治理逻辑，清晰易懂，寥寥数语，令人折服。《管子》提出的“轻重论”中发现了商品与货币的供求影响价格的规律，体现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要义。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理论精华，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养分。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两宋时期。我国汉唐形成的物质基础、技术基础和思想革命到宋代结出硕果。宋代工商业首次超过农业成为国家税收的主体，水力机械革命、海上商业革命、印刷文化传播革命、纸币发明引致货币革命等导致工商业经济和城市大发展，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面貌和状态。学术方面，以现代经济学来审视，当时也产生并发展了大量有关市场经济理论、货币理论、财政理论与经济伦理学的思想。比如苏洵、苏轼、苏辙和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偏重功利。叶适倡导言利，承认人心逐利的正当性，主张从人们的利益关系认识社会。叶适还提出了“适度人口论”“四民平等论”“劣币驱逐良币论”等。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学派偏重性理，认为人们追求利益要建立在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应规制人们过分的欲望。两派的理论争论推动了人类对欲望、功利、理性、道德和商业伦理的认识。此外，由《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续集构成的“十通”财经文献，既是经济史专著，也是经济制度学专著。这些原创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和文献，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得天独厚的养分。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