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纸上 刻在心中

    在天津大学校史博物馆里，陈列着6份老笔记，其中最“年长”的已有101岁；而在档案馆珍藏的260多份笔记中，最“年轻”的出自90后学子之手。在笔记的孜孜书写之中，这所学府已跨越了100多个寒暑！

    发黄的稿纸、娟秀的笔迹、工整的公式图样，这些出自前辈师长之手的老笔记，无声诠释着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这百余年学术历史中，怎样治学才是“严谨”；而最新收集的大学生笔记，同样一丝不苟，彰显出天大青年学子对这种治学精神的传承与追求。

    老笔记背后的学风与师承

    天津大学现存“最年长”的一份笔记是1915年的《北洋大学校电机厂试验记》，它的主人是“土木工科丁班”的学生金问洙、陈廷绚。金问洙1913年考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学门，毕业后曾先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北洋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这份试验记全部用英文书写，字迹清秀齐整，参考图整洁细致，标识、注解极其规范，完全像一份印刷品。

    同样令人感慨的，是出自1918年北洋大学土木学门毕业生李蕴的课堂笔记。李蕴毕业后长期担任水利工程师，曾主持葫芦岛军港建设等项目。这份笔记的捐赠人是李蕴的后人、天津大学2002届毕业生黄伯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父亲家发现了这份笔记，打开一看，立即就震惊了。这份用英文演算的物理笔记，推演之严谨、书写之规范，都令我倍感钦服。”他将这份“爸爸的姥爷”的笔记拍照后在朋友圈“晒”出来，立即引起朋友们的惊叹。

    在这些老笔记中，还有一本《钢筋混凝土建筑》的作业，它的主人是我国知名的水利学家张度。这份在1929年用英文书写的作业字迹工整、绘图细致，上面还有我国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茅以升的批改印迹。在这份笔记中，茅以升教授批改得极其认真，就连单词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之处都一一进行了修改。捐赠这份笔记的是张度的弟弟、北洋大学1934年班学生张维院士，他在捐赠信中深情地写道：“家兄七十年来一直将这些保存下来，实属不易。他嘱我转交给母校，以感谢母校对他的培养，纪念茅先生对年轻一代的精心培育。”

    每一份老笔记背后都饱含着一份浓浓的师生情，也映射着一次次优良校风的传递。今年已84岁的贺焕然于1951年至1956年就读于天津大学机电系。在贺焕然捐赠的手稿中，一份厚厚的毕业设计手稿格外引人注目。这份包含当时全部图纸和设计内容的毕业设计手稿，是在天津大学老校长史绍熙院士的指导下完成的。除了感受到史绍熙的严格，贺老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毕业答辩时史校长对自己的提问：“你认为现在内燃机发展的主力应集中在哪些类型的车上？”贺老说：“当时我的回答是轿车，可是史校长指正了我，他说：‘祖国正处在建设时期，我们更应该发展运输车。’史校长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们常常谨记国家对自己的培养，时时砥砺自身努力学习回馈于社会。我想，这就是天大精神。”

    每个榜样都让后来者心生敬畏

    孙雨耕教授退休后，捐赠了自己整理的一套硕士研究生专业课“图论及其应用”的手写讲稿。这份讲稿延续了他60年代在天大求学时的习惯：字迹清秀规整，制图规范，在每一页的右侧专门留白，用来做注释，背面则用来补充自己的思考和新材料。在他看来，这样的笔记才算是好笔记，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们也能将这种学风传承下来。

    事实上，这种学风的确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传承。尽管电子化教学在大学课堂早已普及，但至今在天津大学仍有老师根据自己学科的特点坚持板书。自动化学院教师肖亮在上“电力电子技术”基础课时，板书不仅工整而且图文并茂，简直就是艺术品，被同学们赞为“中国好板书”。

    此外，天津大学自2012年开始在本科生中进行“好作业、好笔记”评选，至今已连续举办5届。首届评选中三等奖的获得者叶菲后来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保研，她坦言刚入校时开展的这次评选为她今后的学习和科研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个过程告诉我，思考、修正、解释，实事求是的过程是我们求学和做研究的最基本要求。”建工学院的裴子谦在大二时以“船体结构和船体制图”课的笔记获得第3届“好作业、好笔记”评选特等奖。他告诉记者，大一刚入校时参观校史博物馆，看到馆内陈列着“老北洋”时期学长们的笔记和作业，景仰之至，才让他真切地对学风“严谨”二字，产生发自内心的敬畏。

    “笔记和作业是学生学习的重要辅助手段，记录了学生对于新知识接触、领会、揣摩、提升的学习轨迹。”天津大学学工部部长王寒表示，好作业和好笔记的评选标准中，“严谨”是基本要求。以实验报告为例，评委们首先淘汰的就是用铅笔写实验数据的报告。因为作为实验数据，用铅笔写就意味着可以随意修改，但事实上实验数据体现实验过程的严谨，数据的可靠性是基本要求，也体现了学生实验中实事求是的基本理念。

    潜移默化的传承即为校风

    “这种潜移默化的传承就是校风。”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王杰教授说，北洋大学自创办之初，便以严谨治学而著称。它的创办人盛宣怀当时有一枚印章，上面就刻着“实事求是”，这也是他恪守的准则。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即包含着严谨治学的意蕴。北洋大学1895年建校时，盛宣怀推崇“从严而出精英”，对于师资的筛选、学生的挑选都非常严格，为学校打下了严谨治学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时任校长赵天麟主张“教学相承，渊源接续”，将“实事求是”定为校训。即便是在抗战西迁组建西北联大的艰苦时期，这种严格治学传统仍坚持不懈，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卓越人才。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建设学风的问题，时任校长史绍熙重申“实事求是”的校训传统，正式提出天津大学要遵循“严谨治学、严格教学”的“双严”方针，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历经120余年，“双严”的学风和校风，已融入每个天大人的血液。

    这种严谨治学精神在历届校友中都有反馈。矿冶专家魏寿昆自豪地表示：“北洋大学一向有简朴苦读的作风，做惯了花花公子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这个苦。”机械专家潘承孝说：“教师督促严、考试严、升留级严，学生也以做一个北洋大学的学生而自豪。”水利专家张含英说：“严格是北洋的一个特点。正因为严格，基本学科的基础才打得比较牢固。”港口和海岸工程专家、天津大学教授赵今声曾在讲义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凡欲改正记录，须先证明其确实错误，勿因理想揣度而作增删。从事测量者宜绝对忠实，抱科学精神，勿作欺骗行为。”

    如今，在天大校史博物馆中展出和珍藏的这些笔记、作业、手稿，已经成为天大精神的另一种写法，写在纸上，刻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