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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05日 星期四

    激活中国艺术史

    作者:洪再新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05日 12版)

        【艺点】

     

        编者按

     

        王国维曾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激活中国艺术史,从世界艺术史的立场认识中国文化的结晶,贵在跨语境的范畴,并非“河东河西”循环论的一般演绎。这种“激活”对改变“非白即黑”的单向思维,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以更宽广的视域研究中国艺术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去年在北京召开,这是艺术史学史上起承转合的大手笔。全球艺术研究的目光开始重点关注中国艺术史。

     

        首届世界艺术史大会187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那时,中国艺术史学已历经千年旅程。公元847年,张彦远撰写了《历代名画记》,还编有《法书要录》和《名画猎精》,其功厥伟。面对现代世界,这往昔的辉煌意味着什么?曾几何时,激活现代艺术史学的源头,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瓦萨里1550年完成《名人传》,因此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作为制度,欧美各大名校,相继设立艺术史学科,奠定培养一流人才通识教育的基石。

     

        同在1873年,因为维也纳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日本人从德文Bildende Kunst翻译了“美术”的概念。“日本画”将“书画”转为“绘画”,使书法和绘画分离。到1895年,“美术”出现在中文语汇中,在突出绘画对推进“实业”意义的同时,极大地改善了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在东亚艺术史上的地位,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这个新的概念遗传了达·芬奇《论绘画》以来关于书写命题的失语症,后果也不可低估。如从东亚的艺术家生存和艺术发展的社会体制看,日本的美术和书法分家,中国在1949年后“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各立门户,诸如此类,均可在“美术”的界说中发现其源头。

     

        现代艺术史学史的经历大开大合,波澜壮阔。世界艺术史大会144年的发展,可以作为“激活中国艺术史”的参照之一,让我们考其得失,观其大略。

     

        首先,世界艺术史的开合须从人文的高度,认识书画的智性功能。对此,曹意强教授在光明日报刊登的《发掘中国画论的活性因子》一文,特别强调超越“庐山中人”的局限。不仅谢赫、张彦远开了提升绘画地位的先声,而且“中国艺术史之父”关于“书画同源”的命题,包含“远比后人理解得深刻”的意义。《历代名画记》开篇“叙画之源流”一节,把图像和语词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二元途径,做了整体把握。美国当代视觉艺术批评家W.J.T.米切尔的“图画理论”,考究文本图画(textual pictures)和图画文本(pictorial texts)的转换关系,正好表明“书画异名而体同也”。继《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在《法书要录》自序中写道:“有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岂敢言具哉!”自信之余,对书画艺术通史的整合,还寄希望于来者。

     

        姜丹书1917年至1918年撰写的《美术史》是一个突破。这部中国最早的世界艺术通论,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正在发生的意大利“未来主义”,其中将先秦文字书写纳入雕刻传统,与近代金石运动互为表里,极具见地。此书成为潘天寿、丰子恺等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课本。黄宾虹1919年主编《时报·美术周刊》,也采用把“雕刻”作为“篆刻”同义词的思路。从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国画复活运动”起,黄宾虹、丰子恺等回应德国表现主义,强调书写的主观意兴、激活书画艺术的历史资源。黄宾虹进而提出“大家画”的概念:“至于道尚贯通,学贵根柢,用长舍短,器属大成,如大家画者,识见既高,品诣尤至,深阐笔墨之奥,创造章法之真,兼文人、名家之画而有之,故能参赞造化,推陈出新,力矫时流,救其偏毗,学古而不泥古。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一代之中,曾不数人。”从唐朝诗、书、画“三绝”发展到明清诗、书、画、印“四绝”,到20世纪中期,“南黄(宾虹)北齐(白石)”,双峰并峙,矗立于现代艺术之林。

     

        从世界艺术史的立场认识中国文化的结晶,贵在跨语境的范畴。激活中国艺术史,并非做“河东河西”循环论的一般演绎。重新认识张彦远,也不像国内外一些同仁所误解的,是要以《历代名画记》的体系来重建世界艺术史学,回到封闭的语境中,坐井观天。相反,在学科分工过于细琐的今天,这种“激活”对改变“非白即黑”的单向思维,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这里,我想到很多年前复旦大学友人所讲的一则轶事。为出版陈寅恪先生的文集,门人蒋天枢教授奔走出力。一次,曾与撰写《张居正大传》的复旦同仁相逢,引出一通质疑,让他无语:“陈先生偌大学问,为什么去写一个17世纪的名妓柳如是?”撇开只重视帝王将相的正统史观不论,如果放在世界艺术史学的语境中,那么,问题的答案就会一清二楚。

     

        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成稿于与国外学术界几乎隔绝的1963年。80万字的巨著,是研究女性艺术家的经典,预见了10年后美国学者琳达·诺克林行将轰动艺术史界的难题:“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陈寅恪以超凡的学识和毅力,在双目失明的逆境中,与1100多年前张彦远文心相印,依仁游艺。“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由清代词人项莲生转引《历代名画记》的人生感悟,以为知言。笺证钱(谦益)柳(如是)因缘,看似“无益之事”,而诗文书画,却让撰写对象和撰写者的“有涯之生”得以升华。历史和艺术史,殊途同归。陈、张异代,一致百虑,融入王国维所憧憬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的化境。

     

        如此传奇,不正好展现出“激活中国艺术史”画面的无限可能性吗?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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