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一个英国知识分子范本

    萧伯纳与中国

    1933年2月，英国剧作家、批评家萧伯纳（1856-1950）访华，在中国文化界引发巨大反响。3月，瞿秋白借笔名乐雯收集、翻译、整理了部分相关文章和报道，结集为《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请鲁迅作序，由上海野草书屋出版。萧伯纳是什么样的人、对现代中国有怎样的意义，此书异常真实地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右翼媒体及文化人士的认知分歧。《字林西报》指认萧伯纳“宣传赤化”，“想当鲍罗廷”；《大晚报》期待他充当“和平老翁”，希望日本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会因而暂时停止；瞿秋白视其为“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而创造社的缔造者之一张资平则批判萧伯纳够不上“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

    鲁迅先生在序中说，萧伯纳访华事件是一面镜子，映出了中外各路人物的原形。此言不虚。中国历史的脚步陷入踟蹰、彷徨不定的时刻，西方文化名人来访，中国各阶层、各集团难免要在他身上投射自己的焦虑和希望。而实际上，萧伯纳行程短暂，且一路上被人们的希冀所笼罩，他虽亲历中国，却难以触摸真实的中国。反之，当时的中国人热切求道于外部世界，也无暇冷静和客观地理解萧伯纳作为一名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肖像。

    知识分子萧伯纳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萧伯纳身兼三重职能：文学写作、哲学思考和社会干预。

    萧伯纳一生共创作60余部戏剧，代表作包括《人与超人》《华伦夫人的职业》《芭芭拉少校》《圣女贞德》《恺撒与克里奥佩特拉》和《匹克梅梁》等。就其涉猎的题材而言，现实讽刺、历史寓言、史前幻想和未来乌托邦，几乎无所不有。他的文学成就，为他赢得了20世纪上半叶英语文坛最伟大戏剧家称号以及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同时，萧伯纳又是英国社会主义社团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费边社的理论纲领《费边论丛》的主编。在组织内部，他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框架的主要建构者；对外，他常常代表费边社与不同政治党派进行思想辩论，并以伦敦区议员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因此，萧伯纳不仅仅在纸上发声，他还是一位社会实践家。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激发他思考艺术家在人类文明化进程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使他区别于当时英国社会主义者当中的理想主义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萧伯纳的影响从戏剧界辐射开去，波及整个文化界和政治思想界。

    文学生涯伊始，萧伯纳的戏剧观念便深受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影响，重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在萧伯纳看来，戏剧应该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和社会行为的说明书。戏剧舞台，只要应用得当，就能够替代教堂和学校成为启蒙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工具。

    但是，社会问题剧必定触及社会现实的难言之隐。事实上，《华伦夫人的职业》（1893）面世后，负责剧本审查的英国宫廷大臣就因它“有伤风化”拒绝签发舞台许可证。为避开风险，萧伯纳将他早期的几个剧本编成三个集子，题名为《愉快的戏剧》《不愉快的戏剧》《为清教徒写的三部戏剧》，交给出版商出版。戏剧集非常成功，大受欢迎，萧伯纳的成名路由此展开。

    萧伯纳把《鳏夫的房产》《荡子》和《华伦夫人的职业》称作“不愉快的戏剧”。三部作品皆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视角描绘英国中产阶级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堕落和道德层面的不堪：自视斯文体面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意外发现隐藏在自己生活背后的丑陋真相，陷入失控的尴尬，但随即接受现实，安于现状。“愉快的戏剧”包括《武器与人》《康蒂妲》《掌握命运的人》和《难以预料》。这几部剧作则辛辣讽刺了维多利亚时代风靡舞台的伪英雄主义、矫揉造作的情节剧模式，将批判矛头指向了中产阶级商业剧院的庸俗审美趣味。

    萧伯纳擅长用剧情的突然逆转表达反讽，营造黑色幽默的效果。这一点，可以看作是继承了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喜剧传统。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常常运用喜剧形式探索人类的理想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冲突，借以表达剧作家的道德判断。萧伯纳与前人的区别在于，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是认可当时社会通行的理念与道德标准的，而在萧伯纳生活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习俗和主流观念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拷问和质疑。萧伯纳明白地说，他就是希望人们“一面得到艺术享受，一面在思想情感上感到极度不舒服”。

    进化论者萧伯纳

    萧伯纳憎恨维多利亚时代泛道德主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因其平庸、虚伪和靠不住。不管人们自以为清白还是不清白，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那些被斥为丑闻的不道德交易有无数共谋。资本使互不相识的有产者之间构成一个隐性的利益共同体，互相包庇。在萧伯纳看来，耶稣时代的伪士和法利赛人遍布现代英国，他们过着堂而皇之的生活，自以为遵守道德准则并为此沾沾自喜，其实不是无知就是自欺欺人。只要利益关己，中产阶级就会选择在种种恶行前闭上眼睛。在英国上流社会，谈钱是可耻的，谈道德是可敬的；然而，一旦变得有钱，不道德也是可以被无视和容忍的。

    经济问题与道德问题是一体两面，这是萧伯纳对资本主义英国社会的深刻洞察。萧伯纳认为，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系统-道德意识形态不能依靠某个阶级的力量，他寄希望于人类的创造进化，也即人类从生理、智能到人性、道德观念的全方位自我提升和改造。

    萧伯纳抛弃了19世纪下半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拉马克、塞缪尔·巴特勒、叔本华、尼采等结合在一起，熔铸成他的创造进化论，也称作生命力理论。萧伯纳主张，人是宇宙间生命力所创造的工具。人类存在，意义在于实现生命力的意图，而不是追求个人目标。而生命的终极目的是超越物质，避免生命物化。这也是人类自我拯救的途径。

    生命力注入人类，使人类发展更高级的心智，其成果便是孕育出超人。萧伯纳所说的超人，是全人类共同进化的结果，具有非一般的能量和感知力，具有自我牺牲和利他精神，服务于使人类平等的使命。他们是脱离了蒙昧状态、能领会生命意志的思想先驱。这些人可能因为见识超越普通人、因为超越凡俗的眼界看到人们真正利益所在而不为世人所理解。就萧伯纳的剧作而言，《人与超人》《芭芭拉少校》《圣女贞德》均体现了他所构想的“生命力”典范和“超人”理想。

    萧伯纳对生命力和创造进化论的信仰，支撑着他的希望——人类社会的革命性改变。他借《人与超人》主角杰克·坦纳尔之口说，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在于人类的进化。

    “堕入费边主义者中间的一个好人”

    作为英国政治论坛的积极分子，萧伯纳对英国社会主义前景的估计来自他的一线政治经验。1873年-1896年，英国经历了一场长达20余年的经济大萧条。其后虽然经济缓慢回暖、就业率上升，但动力并非来自英国消费品生产和贸易复苏，而是来自殖民地财富回流，来自英帝国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工人是哪里有工作，就跟着谁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03年，萧伯纳观察到：尽管以费边社为首的社会主义者付出了不懈努力，英国工人未能接受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英国弥漫一种社会转型前夕所特有的维护固有秩序的保守风气。而此时，英国已实现普选制，英国中下阶层拥有前所未有的政治发言权。因此，萧伯纳寻求社会自我改造，反对依靠英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根本上是他所处其中的英国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也是萧伯纳的知识分子理性所决定的。费边人认为只要发挥民众的集体智慧，展开有组织的行动，就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避免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动荡，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强烈冲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和超人哲学是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悲观现实的乐观反动。

    关于社会自我改造，萧伯纳尤为强调知识、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这也是《匹克梅梁》的主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根据《匹克梅梁》改编的影片《窈窕淑女》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人们往往由此得到一个错误印象，以为《匹克梅梁》是一部浪漫喜剧。其实剧作本身严肃得多。《匹克梅梁》通过一个语言科学实验，阐述了知识与科技在促成社会公正、加快社会进化和改造上所起的关键作用。在希金斯教授和卖花女伊莱莎的实验之初，语言知识似乎仅仅是上流阶级的商标和装饰，而最终，实验证明知识是自尊和自我意识的源泉，是解放个人尤其是帮助底层个人从依附地位走向独立的政治力量。

    英国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萧伯纳“不知疲倦地为社会正义战斗，不是因为他对社会正义怀有激情，而是因为他对此有知识分子的认知”。萧伯纳体现了英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的思考和担当，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列宁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反对费边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路线，但仍然承认萧伯纳是“堕入费边主义者中间的一个好人”，大概也是出于这一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