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财富观念的转变与道德焦虑

    【深度解读】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兴起，社会财富发生了转移，英国人的财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

托克维尔、泰纳和莱恩

    对英国人财富观念转变记录最多的并非来自英国本土，而是来自邻国法国。

    托克维尔曾于1833年、1835年、1857年赴英国游历，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做过非常翔实的记录，后来集结成书为《英国及爱尔兰游记》。他对英国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人们对财富的崇拜。他观察到，在英国，财富已经取代出身，成为身份的象征。财富不仅能带来声望、享乐和幸福，而且能够带来权力，这是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从未发生过的。

    虽然托克维尔对英国怀有比自己祖国法兰西更多的好感，但他依然对英国人对财富的热衷感到震惊，用他的话说，“英国人对财富的尊敬足以让人感到绝望”。

    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 1828—1893）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英国笔记》（1872）中指出，在英国，贫困成为一种让人丢脸的事情，他们如此疯狂地攫取财富，是出于一种恐惧和焦虑，担心由于财富不足，而被排挤出体面阶层。财富不仅与金钱有关，而且关乎道德、教育以及绅士教养等社会身份。

    在法国人莱恩（Samuel Laing，1780—1868）看来，对于财富的追求让英国人陷入一种焦虑当中：“在英格兰的生活中，人们永不满足，永不快乐，除非是在一场攀爬更高地位而且被公众认可的奋斗中获得满足和快乐。商人、手艺人、劳动者，无论他们——以其社会地位衡量——眼下是多么春风得意，前途是多么光明，他们都不可能像同样处境中的德国人那样，随和而知足，坐下来闲谈和小酌，每天白白浪费掉三四个钟头。”

    当经济地位变为主要考量标准，能够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政治权利和社会声誉时，它就不再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悄然转变为一个社会学概念。

    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 1857—1929）在《有闲阶级理论》中指出，从19世纪早期开始，金钱成为商业社会衡量每个成员的核心标准。“财富已经成为获得尊重的社会基础。要想在社会中占据受人尊敬的地位，占有财富成为必需……那些没有相对较多财富的社会成员，很难受到他们周围人的欣赏，其结果就是他们也很难受到他们自己的欣赏。”

曼德维尔、休谟和亚当·斯密

    对财富的看法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有三位重要人物：曼德维尔、休谟和亚当·斯密。他们对商业和财富的积极肯定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合法化话语。

    17世纪之前，英国人普遍接受《圣经》的影响，相信“贪财乃万恶之源”，财富或金钱常与罪恶和堕落紧密关联，对财富的渴望被看作危险的欲望。然而，曼德维尔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与此截然对立的观点——对财富的追求不仅无害，而且有益；正是个人的欲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曼德维尔思想的核心在于，他将自利行为视为社会文明和经济进步的源泉，以此赋予财富追求以正当性和合理性。曼德维尔一再否定和批评宗教教义中节制和克己等传统美德，试图用另一种更为世俗化的话语来取代已经不再合乎潮流的宗教话语。他鼓励人们不要满足于现状，要不断地扩展生意、增加收益，这无疑对于上升期的资本积累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持。曼德维尔的观点在当时遭到了很多批评，但后来逐渐被大众接受，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18世纪以后的政治经济学家，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休谟和斯密。

    与曼德维尔一样，休谟把人类经济活动归结为人类的自利本性。休谟指出，自私和贪欲是人的本性，欲望是促使人们劳动的唯一动机。一个人的劳动无法满足自己的多种欲望，就引起了交换。人类欲望超过了自然界的“稀少供应”，就导致了私人占有制度的产生。只要对私利的追求不威胁到公共利益，就可以不必加以限制。他认为，人们对享乐的需求是刺激一切勤劳和发明创造的巨大动力——“需求促进人的才智”。

    与曼德维尔不同的是，休谟并未将美德从经济活动中排除。相反，他认为对财富的追求不仅能激发人们的聪明才智，而且能够让人民勤劳节俭、守秩序；当他们富足安逸时，就会变得温和宽厚，乐善好施。他虽然承认过分的享受会带来祸害，但还是相信适当享乐比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强得多。

    不仅如此，休谟还将商业的价值提升到促进文明发展的高度。在《论商业》一文中，休谟这样写道：“一般公认，国家的昌盛，黎民百姓的幸福，都同商业有着密切难分的关系，尽管就某些方面而言，也可以认为彼此之间并无制约互赖的关系。而且，只要私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较大保障，社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的富足和广泛交流而相应强盛起来。”

    在休谟看来，正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在商品和文化方面的互相交流，带来了科学和技术水平的革新和提升。

    将曼德维尔和休谟的财富观推至巅峰的是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不仅对曼德维尔的观点表示赞同，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后者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由市场理论，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看不见的手”。

    与曼德维尔相似，斯密也相信利己的天性是维系社会运转和繁荣的驱动力量。

    亚当·斯密认为，无论富人们怎么天性自私，怎么贪得无厌，尽管他们的唯一目的是为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为他们劳作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以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填充他们无底的私欲，然而实际结果是，人们似乎“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而比起他意欲促进社会利益的情况，他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反而能更为有效地达成前一目标。”

    与休谟相似，斯密也在商业与美德之间建立了关联，他相信商业活动能够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勤勉节约的习惯和小心谨慎的品质，此外“商业与生产逐渐带来秩序与良好的政府管理，随之而来的是个体的自由与安全。这些国民过去几乎一直生活在与邻国持续不断的战争当中，而且不得不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斯密指出，过去很少有人关注到商业与国民自由的关系，休谟是当时唯一一位观察到这种关联的人。

《鲁滨逊漂流记》

    最能体现这个时期盈利精神的文学作品当属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年轻的鲁滨逊不顾父亲劝阻出海，执意出海经商，在非洲做金砂、象牙生意赚取了几十倍的利润，后来乘葡萄牙货船到巴西又买下种植园，成了庄园主。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再次出海，到非洲贩卖奴隶，直到遭遇船难，在孤岛上独自谋生二十多年。即便到故事结尾，他还是选择再次出海经商，可以说，谋取财富已经成为鲁滨逊唯一的生活乐趣。

    虽然小说中包含了“浪子回头”等圣经中的救赎主题，但对当时读者产生最大影响的仍然是代表了英帝国勤勉克己的英国商人形象。书中的鲁滨逊常常表现出一个英国店主的本能，他热衷于列举各种各样的详尽清单，有时会花上数页篇幅一一列举从船上搬运的各样物品的品种、数量，所有“账目”如同商店的明细账目般一清二楚。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有趣情节，当鲁滨逊回到抛锚的船上搜集可用之物时，他偶然看到许多金币，讲求实用的鲁滨逊心口不一，一方面大声宣告对金钱的蔑视，接下来一转念又把钱拿走了，不仅如此还是精心地“用一块帆布包好”。这里言行不一的鲁滨逊虽然显得幼稚可笑，却并不违背人物性格的统一性，反而合乎他作为商人的身份和本能。即便后来他仍然把这些金币称为“肮脏、可悲而又无用的东西”，支配他的始终是以商品交换为主导的商人思维模式，他不断在脑子里盘算着用它们换“十二打烟斗”，还是换一个磨谷的手磨，或者“六个便士的萝卜”等等。

    鲁滨逊对于财富表现出的矛盾态度恰恰是18世纪英国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一方面，基于传统观念对金钱流露出不屑态度，另一方面又热衷于赚钱，积极投身商业活动。

    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专家黄梅指出，在18世纪的语汇中，“冒险”（adventure）一词本身代表的并非浪漫冲动，而是对殖民活动中的超额利润的狂热追求，甚至它本身指的就是“货物”。鲁滨逊并非单纯谋温饱的劳动者，而是新型的“经济人”，是“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他像资本家那样小心翼翼地累积并数计财富，而且还不断地修篱筑墙，以保护他的财产”。

    事实上，笛福其他的小说也都以商人为主人公。在他心目中，商人是推动国家经济繁荣和文明进步的英雄。以笛福为代表的小说家一方面自己身为“经济人”，另一方面通过文学作品宣扬勤勉聪明的新型商人形象，这些作品不仅为促进合理谋利提供了话语支持、构筑了新型价值观念，而且为中产阶级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中产阶级是通过经济地位的上升来突破贵族上层的压制，争取高于普通平民的绅士身份地位的。随后他们通过模仿和学习贵族上层的教养规范，以显示高于工人阶级的身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