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滑稽承载万钧之重

    最初看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画面和情节太乱了，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笔者对这部影片潜在的好感。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隐约觉得，电影把该庄重严肃表现的东西用粗鄙的喧闹和滑稽的方式呈现出来了，而且还呈现得雷霆万钧般有分量。与滑稽可笑相对应的形式往往会有轻巧漂浮之嫌，这部影片却在可以漂浮起来的事物中加载了万钧之重，让那些事物依然大模大样地漂浮游荡，而不坠其可笑之志。

    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1954年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他开始做导演工作是在1978年，年仅24岁就拍了部短片。他早在1985年便以《父亲出差的日子》在戛纳获奖，后又拍摄《吉卜赛时代》，均深获好评。前者是一出讽刺喜剧，开创了一种抒情诗式的幽默，既表现了政治上的乱局，又显示出对人性的宽容，用反复出现的插曲来描述自由意志和自我决定的缺失，对政治问题作出深刻反省。后者更为注重剧情，多了许多暴力场面。

    《地下世界》可谓这两部作品风格在更高水平上的融合，充满智慧的讽刺和邪恶的黑色幽默得到恰当的统一，是看似浮浅轻薄的闹剧与对战争的深刻思考相结合的罕见范例。

    这部电影分为三个不太对称的片断：战争，冷战，内战。

    影片是在两个喝醉的朋友晚上乘着马车回家的氛围中开始的，后面紧跟着一小组用粗大的铜管演奏滑稽音乐的乐队。这个滑稽的铜管演奏乐队几乎贯穿整个影片。如果没有了他们，这部电影的魅力将削弱一半。烂醉如泥的角色和滑稽的乐师已经给影片打上风格化的烙印。在马高和妓女厮混的时候，希特勒的炸弹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的血腥场面不是降临在人类而是降临在城市动物园的动物身上，遍地是从被炸毁栅栏的动物园里流放的各种受伤和行将死亡的动物。动物的灾难和死亡无疑就是人的灾难和死亡。马高把看守动物园的弟弟和大批避难的市民藏进家族的巨大的地下室，并且让他们在那里生产武器，自己再到黑市上贩卖来赚钱。此后的情节在地上和地下同时交错展开，而生产武器的人们还怀着抗击纳粹的纯洁理想。最荒谬的是，战争结束、铁托已经当政，马高继续用空袭警报和二战的音乐欺骗在地下工作的人，说德国还没有失败，而此刻的马高已经用布拉克的英雄事迹窃取到给最高元帅做贴身卫士的硕果，而且娶了好朋友的情妇、著名演员为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不见天日的人们从地洞、通道和墙壁的裂缝里涌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回到的不是纳粹占领的家园，而是米诺舍维奇执政的现代社会，跟他们进入地下室前相同的是战争依然在进行，但已经是塞族和阿族之间的残酷厮杀。旧战争早已结束，新战争却正在上演。马高在硝烟中与需要军火的武装分子做买卖，绝望的伊万用拐杖打昏了坐在轮椅上的哥哥，随后自己吊死在教堂。武装人员把马高和妻子烧死在轮椅上，燃烧的轮椅在盲目地循环地旋转着。最后，导演做了一个超现实的幻想：所有这些人度尽劫波重逢在一个河洲上，历史和现实的恩仇彻底泯去。这个画蛇添足的结尾可能会令人失望，也许库斯图里卡并非不知道它对影片的伤害，这只是一个热爱自己土地的儿子所犯的失误。

    库斯图里卡不仅是一个视觉意义上的大师，而且也是一个思想大师。这是一部多义电影，始终不停地变换着冲击观众的方式。它以滑稽和诙谐为外表，漫画式的手法严肃地揭示了人的复杂性，人的真实面目，人彻头彻尾的荒谬性。它同时也是一则社会政治寓言，概括了从1941年到1992年间喧嚣的政治动荡，然而国家的历史似乎只是导演揭示一个人灵魂的工具，检验他对家庭和朋友忠贞的参照物。导演在引领我们重温南斯拉夫的历史命运。家族之间的战争也许就映射着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属于兄弟之争，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和平。影片的结尾强烈暗示：一件事情的变更是相当困难的，巴尔干半岛上的人民再次落入历史循环的圈套。库斯图里卡对每一个潜在的权力代表都表示了彻骨的失望和讽刺。这是他关于民族自杀的寓言，一部对自我毁灭行为进行道德探究的沉重作品，一部滑稽风格的民族灭亡预言的编年史。当然他也研究了人类灵魂的倒塌、战争带来的悲剧和人性的虚无，对一个破碎家园的毁灭感到由衷伤心。他嘲讽了英雄的产生过程，也呈现了历史是如何被改写的。他把政治和哲学的谜底全藏在这枚果壳里，期望这部藏在时间密封舱里的人文主义杰作所暗示的教诲对所有国家和民族都适用。

    这部电影不仅表现了一段荒诞的社会历史，而且也塑造了几个复杂的人物。每个重要角色的言语和肢体动作都相当狂躁和夸张，活跃的神经系统似乎那么难以驯服，犹如深患多动症的成人。在库斯图里卡为自己的国家献出的这曲安魂弥撒中，所有的生灵，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永无片刻安宁，停止躁动也许就意味着停止了存在。最重要的两个角色也是所谓的两个好朋友。两个没有道德关怀的花花公子，除了自己不关心其他任何人。几十年荒唐倒霉的历险并没有使他们的人格升华。他们袭击纳粹完全是为了发军火财或者纯属偶然，因为他们几乎对任何碍手碍脚的东西都进行打击和清除，是无赖做坏事的天性使然，至于对手是谁那是无关紧要的。马高把小丑的滑稽和小人的自私统一得天衣无缝。布拉克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疯子，但是疯狂似乎不及滑稽的魅力来得更为持久。马高智力略微迟钝的兄弟伊万则象征着一种政治上不曾受过污染的纯真。那位不是担任情妇就是妻子的女演员在各种政治符号的代表中周旋，这并非出于利欲熏心或者其他深不可测的城府，相反她的良知还在不停地折磨她捉弄她，当然折磨她的还包括她的情欲，她也许可以算得上个真实的人。

    库斯图里卡是在蔑视了多少拍摄规范之后才敢于以如此荒诞不经的手法表现一段社会历史的沉重灾难和变迁。他制造了始终不渝的紧张，在每个细节上进行坚持不懈的夸张，让你几乎等不到片刻的放松，看不到些许常态，你犹如在出席一场规模宏大、高速旋转的聚会，最后，终于精疲力竭地被摔倒在地上。你觉得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是戏剧化了的小丑，而且作为主角的小丑把幽默和残忍统一得浑然一体。导演把他那本质上荒谬的假设化作对战争矛盾、愚蠢特性的辛辣刻画，但是，政治的讽喻并没有盖过戏剧本身。有趣却刺耳的吉卜赛风格的音乐与电影的快速运动同步。音乐始终欢快地跳跃着，好像是在给一场马戏表演配乐。铜管乐队在一片废墟的土地上间歇性地发出粗哑的乐声。影片长达近三个小时，线索纷纭复杂，场景转换频繁，下一个画面很难预测。当影片进行到二战结束后，表面上的欢快调子不易察觉地过渡到悲伤和沉重，前半段愚蠢的喧嚣逐渐地让位于漫长持久的黯然神伤的风格，让位于难以抹去的满目疮痍的末日景象。毋庸置疑，它具有史诗电影的重量和雄心，它想得到严肃的关注，但却故意以非严肃的风格推进。

    库斯图里卡对历史的重构显然跟历史的真实无关。也许他的电影更为关心的是爱——人类太多贪婪和残暴，只有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伟大的艺术总是反映我们生活的真实，但是如果失去了对精神升华的探究，那么它将不值一文。库斯图里卡电影的崇高性当然在于南斯拉夫人民所经历的生活本身就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