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布朗、《X档案》与阴谋论

    今年，汤姆·汉克斯主演的新片《但丁密码》上映，将美国畅销作家丹·布朗的名字再次推入大众的视野。《但丁密码》改编自丹·布朗的惊悚小说《地狱》，主角是哈佛大学符号学教授罗伯特·兰登。继《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失落的秘符》之后，精通世界文明和文学史、对各国语言符号和城市建筑了如指掌的兰登教授再次出山，揭开了又一个惊天秘密。

丹·布朗与《X档案》

    自1996年投身于小说创作，丹·布朗专心于一个主题：解开尘封于故纸堆的谜团，揭露安稳现世、静好岁月背后的阴谋。这些秘密和阴谋不是地下犯罪团伙小打小闹的计划，甚至并非局限于某个时代或单一国家的事件，它们宏大周密，动辄涵盖几百上千年的西方历史进程，把数亿人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称得上是“超级阴谋”。

    《达·芬奇密码》通过挖掘“圣杯”的真相，揭露了一段足以颠覆基督教会合法性的耶稣家史，暗示教会为维持其本不该拥有的权威地位犯下了累累罪行。《天使与魔鬼》中，教皇内侍为诱使人类恢复对上帝的虔信、重将宗教信仰置于科学之上，不惜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梵蒂冈。《失落的秘符》揭示美国华盛顿实际上受控于共济会，而共济会手上把握着足可摧毁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意念物理学”奥秘。《地狱》一书里，迷恋但丁《神曲》的科学狂人为挽救人类的心灵与未来，意欲释放病毒、制造大瘟疫。

    上述小说中，兰登教授的每一次解密都导向一场大决斗；每场决斗，被动局面都被他成功逆转。故事的反派，无不是掌握财富、权势和知识，强大得不可思议的组织或机构。一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另一方四两拨千斤，解开谜语就战胜黑暗、拯救世界。面对这样悬念叠生的情节，普通读者很容易产生代入感，被小说所牢牢吸引。因此，虽然英美书评家们一贯指责丹·布朗小说人物单薄、结构单一，讥讽其语言平庸拙劣，充满陈词滥调，语法错误连连，但是，谁也无法阻止丹·布朗的作品被翻译成52种文字，风行全球。

    不难发现，丹·布朗小说基于一种阴谋论设想：人类的历史、世界的秩序并非其表象所呈现的那样，在其背后，存在着另外的支配意志和控制能量。世界的真正主宰是谁？丹·布朗认为是一些古老的西方秘密社团，如圣殿骑士团、共济会、光照派等等，并在小说中提供了煞有介事的研究和考证。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不同观点。美国另一派阴谋论理论家认为，人类早已失去对地球的控制，外星人才是黑幕背后的最大主谋。持这一看法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美剧《X档案》。

    自1993年首播，《X档案》至今已出产10季共208集电视剧和两部电影，号称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科幻系列剧，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主角FBI探员穆德和斯考莉在调查工作中经历无数神奇灵异事件，但贯穿始终的是一个若隐若现的恐怖秘密：外星人早已入侵地球，在其邪恶力量的要挟下，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纷纷成为傀儡式合作伙伴，一面为外星人的罪恶实验提供条件，一面消除罪证、阻碍调查以掩人耳目。别相信任何人——这是《X档案》一再重复的告诫。也就是说，与丹·布朗相比，此剧提出的阴谋设想更上一级台阶，它的怀疑从地球伸向宇宙。

阴谋论的迷人之处

    眼见不为实，谁也不可信，这是怀疑论的精髓。对此，我们不免好奇：从理性的角度看，以丹·布朗作品和《X档案》为代表的世界观如此耸人听闻，他们编织的“现实”如此玄乎、漫无边际，大众为何趋之若鹜？

    一般而言，超级阴谋的坚定信仰者并不太多，但是，对超级阴谋感兴趣、愿意姑妄听之的人却十有八九。除去好奇心，驱动人们接近阴谋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阴谋论使世界呈现出有序化和道德化的模样。

    阴谋论的核心在于对邪恶的描述和解释。宏观上看，超级阴谋理论有两个共同特征。其一，把历史看作是被巨大的邪恶力量操控的进程，但邪恶势力并不在绝大多数人的知觉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丹·布朗笔下还是在《X档案》里，邪恶势力的活动区均不在人群聚居的真实社会，而是在别处——或者是荒凉的野蛮之地，或者是伪装得正经体面但不起眼的场所。善与恶互不侵扰、互不渗透，正与邪如黑白两色一样截然分离。其二，宇宙不是无序的、任意的、充满偶然性的，而是受制于某种意图和计划。在故事场景中，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意外和巧合不存在，发生的一切均是人为安排。总而言之，这个幻想的世界具有逻辑一致性和前后连贯性，与充满矛盾、瞬息万变、难以预测的真实世界迥然不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建筑于阴谋论上的世界既充满危险、十分可怕，同时又令人欣慰、叫人安心。一方面，它竭力夸大邪恶的力量，强调光明与黑暗将一决胜负，世界安危悬于一线；另一方面，它使人相信斗争的敌人是明确的，邪恶的身份是可以轻易指认的，因此，生活是有目标的，世界是有意义的，而不像我们日常所经历的那样是随机、复杂的，善恶共生、祸福相倚、令人迷惘、无所适从的。

    秩序和道德，是我们的社会化人格追求的理想。这种追求没有民族之分，血统之别。阴谋论构想的世界，是善恶超级大脑比拼智谋的格斗场，圆满得毫无破绽。读一读，可以借机逃避沉重恼人的现实。娱乐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阴谋论的迷人之处，也是它横扫全球的原因。

阴谋论的美国土壤

    不过，丹·布朗或《X档案》式超级阴谋作为从美国大众文化土壤开出的花朵，自有美国本土特色。烙印之一是其鲜明的宗教渊源。依据美国学者迈克·巴昆的研究，这一宗教渊源就是基督教中的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

    千禧年主义是一种根植于原教旨主义新教的末世论思想。这种信念以《圣经·启示录》20-21章为依据，认为在最后审判和永恒的“新天新地”到来以前，基督会重临，圣徒会复活，出现1000年由基督与圣徒共同为王的统治。千禧年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世代。千禧年结束后，撒旦会重回人间。随着魔鬼收紧对世界的钳制，世界将病入膏肓，历史将进入高潮，旋即终结。

    在信奉千禧年主义者看来，世界政治滑向腐败，经济衰退，道德无可挽救地堕落，均是末世景观，预示着世界将急转直下，陷入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大对决。20世纪后期，千禧年恐慌一度在欧美新教信徒中蔓延，正是因为许多人把21世纪开启的新千年看作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以善恶大决战为主题的超级阴谋论小说，迎合了千禧年主义者对现世的理解。

    超级阴谋在美国还有特殊的政治文化根基。加拿大政治学教授玛莎·F.李认为，阴谋论之所以在美国无孔不入，根源之一在于美国人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可以追溯到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初。美国是人民自发起来反抗英殖民政府压迫而建立起来的国家，阴谋恐惧是美国革命发生的动因之一，因此，阴谋思维在民间根深蒂固。不仅如此，阴谋理论也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名篇《美国政治的妄想狂风格》，便翔实考据、梳理了美国极右的妄想狂式政治话语传统。时至今日，阴谋论式政治话语不仅未见衰落，反而成为美国政坛各党派相互攻击的常用策略：茶党怀疑奥巴马不是美国人，小布什政府被怀疑是“9·11”同谋，这些在美国语境下都是正儿八经的政治议题，而不仅仅是茶余谈资。

    另外，美国大众文化中传统的阴谋论升级为超级阴谋论，也要归功于一个人：活跃于20世纪初的业余历史学家内斯塔·韦伯斯特。18世纪，科学话语的传播和民主政治进程对欧洲传统知识精英和贵族阶层的权力产生了巨大威胁。后者不甘失败，想出各种对策，其一便是生产各种阴谋理论，用作一种意识形态对抗工具。韦伯斯特在阅读大量此类文献后，被法国贵族抵抗大革命的精神所触动，全盘接受了他们对历史的阴谋论阐释方法，先后出版《法国大革命》（1919）和《秘密组织与颠覆运动》（1924），并参与撰写为《锡安隐修会长老议定书》背书的《犹太人的险恶》（1920）。韦伯斯特的历史叙述，将犹太人、共济会、光照会等秘密组织视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幕后推动者；她的一个创举，便是将无数零碎的利益集团、矛盾和斗争联系起来，编织成一整个意图控制全人类的国际阴谋。韦伯斯特对阴谋论结构的改造，衍生了与20世纪全球化国际体系相匹配、相适应的超级阴谋论。

    观察历史可知，阴谋论的流行总是与政治时局的动荡、与人们对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有关。阴谋论的核心在于解释权力归于何处，如何在世界上运行。因此，究其本质，阴谋论实际上就是权力理论。进一步说，它是弱势者发明的权力理论。越是对于政治环境不满又深感无能为力的弱势群体，阴谋论对于他们越有魅力。所以，正如玛莎·F.李教授所分析的，阴谋论并不总是对虚构的密谋做出的愚蠢的非理性反应，它们常常是真实的人群对自身真实经验做出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丹·布朗和《X档案》恐怕还将继续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