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向度与创新

    在中国现代文坛，从事文学创作且投身翻译事业的作家大有人在，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林语堂、茅盾、冰心、郑振铎、徐志摩、巴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批作家兼翻译家的知识分子中，鲁迅堪称出道最早、用力最勤、产量颇丰、质量大多臻于上乘的一位译界高手。

    鲁迅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取得了非凡的业绩。据笔者统计，鲁迅在1903年至1936年翻译了俄苏、日本、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芬兰、西班牙、奥地利、法国、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等15个国家110位作家251篇（部）总计3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可谓蔚为大观。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学界对鲁迅创作研究和鲁迅翻译研究呈现出一种很不平衡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对鲁迅著述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佳作迭出，对鲁迅翻译文学的研究虽业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在此背景下，拓展与深化鲁迅翻译文学研究，是鲁迅研究工作者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鲁迅研究领域能够取得突破的重要学术生长点。

    鲁迅翻译文学的两个研究向度

    侧重于“翻译”的鲁迅翻译文学研究向度。翻译是语言文化信息传播、转化的过程。翻译行为是由如下要素有机构成的一个系统：原著（信息源）-原著出版、发表（信息传播）-译者（信息传递者）-译著出版（信息的再传播）-读者（信息接受者）-评论者（信息的评估者）。基于此，具体到鲁迅翻译文学的“翻译”研究，应当包含以下环节：对鲁迅所译原著文本的考察-鲁迅获得原著途径的探寻-译者鲁迅翻译资质和翻译思想的研究-鲁迅译著的出版、发表情况钩沉-鲁迅译著读者状况研究-鲁迅译著出版、发表后批评家的评价意见整理。

    鲁迅的翻译工作语言是日语和德语，他直接翻译的日语和德语作品达113篇，约占其所译作品的45%，其余的译著多是通过日语或德语转译的其他欧洲小语种文学作品。受语言能力限制，目前绝大多数鲁迅翻译文学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阅读鲁迅所译的东欧、北欧和一些西欧小语种国家文学作品的原著，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从小语种原著入手，阅读鲁迅所译作品，进而发现并挖掘蕴含其中的翻译技巧、思想等，是学界应当重视的一条路径。此外，探讨鲁迅翻译观一直是鲁迅翻译研究的热门课题。据笔者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一批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及专著，都致力于鲁迅翻译思想、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些学术论著对鲁迅翻译理论有了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但总体而言，还应进一步加强。

    侧重于“文学”的鲁迅翻译文学研究向度及其价值。从已有鲁迅翻译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多数论文和专著都侧重于“翻译”研究，即把主要精力放在鲁迅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翻译理论的研究上。目前，全面、系统地对鲁迅译著的文本进行细读和分析的“文学”性研究成果还未出现。笔者认为，开展鲁迅翻译文学的“文学”向度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

    鲁迅300余万字翻译文学作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史、文化史、文艺史资源，如果不对它们进行逐篇细读，不进行一定的整合研究，那么鲁迅翻译文学文本中所包含的珍贵精神遗产就会一直处于湮没状态而不为世人所知。鲁迅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大多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和深度认同，这些思想元素与鲁迅著述文本中的思想要素构成碰撞、对话的关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鲁迅思想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果不认真全面地阐述鲁迅译著的思想元素，就难以把握鲁迅思想的整体面貌。再次，鲁迅翻译文学作品大多为具有丰富审美价值和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本，只有通过深入细读，才能阐发出这些文本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并建立鲁迅译著和创作在美学和艺术上的对话关系。

    鲁迅翻译文学之“文学”研究的创新点

    《鲁迅译文全集》的注疏。八卷本的《鲁迅译文全集》已于2008年出版，有志于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应开展广泛合作，对鲁迅300多万字的翻译作品进行注疏。在笔者看来，《鲁迅译文全集》注疏本应吸取《鲁迅全集》60多年来的注释经验，对鲁迅全部翻译文本涉及的人物姓名、书籍作品、报纸刊物、团体机构、国家民族区域、历史事件及社会事项，以及引语、掌故、名物、古迹、词语、外文词汇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给予注疏。

    对鲁迅全部翻译文学作品的解读与阐释。鲁迅的多数译著，尤其是早期近20万字的文言译著，以晦涩难懂著称。研究者的任务是洞察其译著中晦暗不明的幽微思想元素，清扬鲁迅译著被平淡表象掩盖着的深刻精神命题，开掘鲁迅译著人物凡庸衣冠遮蔽下的幽深心理刻度，阐发鲁迅翻译文学作品审美上的超迈，探寻鲁迅翻译文学作品艺术上的独异。

    鲁迅译著与创作的对话关系研究。鲁迅的译著与创作具有诸多的互文（对话）关系，例如：鲁迅所译尼采、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作品中的漂泊、做梦、疯癫、复仇等现代性体验，与他创作的知识分子小说的同类精神命题形成呼应；鲁迅所译厨川白村、鹤见祐辅、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作品与其创作中的启蒙思想和改造国民性思想等现代性思想命题具有对话关系；鲁迅对所译爱罗先珂、望·蔼覃的童话十分偏执，这些童话批判现代物质文明的偏至，讴歌世界大同，赞美童心与大自然等精神倾向，鲁迅对它们的偏好披露了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浪漫情怀；鲁迅对所译安特莱夫小说“鬼气”的耽迷，对长谷川如是闲笔下野兽之美的欣赏，对果戈理、芥川龙之介作品幽默讽刺的吸纳，对夏目漱石余裕文学低徊趣味的品鉴，为他本人所创作品的多样化美学风格和丰富的艺术形式提供了借镜；鲁迅在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文艺论和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论过程中，不断淘洗、剖析、超越着自己的文艺思想。

    总之，我们需要在中国近现代丰富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对全部鲁迅文学翻译作品进行细读，阐述鲁迅译著复杂多样的现代性体验、思想命题、审美趣味、艺术形式，并对鲁迅译著与创作的对话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进而为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作出贡献。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绘现代文学版图——鲁迅翻译文学研究”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