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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19日 星期六

    推动我国世界史研究从知识型向研究型迈进

    作者:朱孝远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19日 11版)

        【史家茶话】  

     

        我国的世界史发展经历了规律探寻、空白填补后,研究型世界史得到长足发展。尽管每个阶段的世界史研究都有其主要的特征和侧重面,它们之间却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撑,裹挟在一起,似海浪般地向前簇拥。就其本质而言,既然研究型世界史是在规律型、知识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就聚集了上述二者的优势前进,预示着一种更有力量的研究在萌动。

     

        研究型的世界史注重前沿性和创造性。如果说知识型世界史旨在为人类提供精准的历史知识的话,那么,研究型世界史就要把对世界的看法告诉人们。

     

        第一,研究型世界史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学术性增强,这就有了“命题意识”一说。提出命题和解释命题,是今天世界史学术含金量的一种公认的标志。所谓命题,实际上就是对某种关系的认识,或是对某种性质的确认。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这样的命题并不稀少,如“宗教改革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拉伯雷不可能不信教”“意大利是近代欧洲社会的第一个产儿”等。随着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深入,由中国学者来提出世界性学术命题已经为时不远。

     

        第二,根据社会需要开辟新领域。与填补空白的知识型世界史不同,研究型世界史开辟新领域,是为了满足国家发展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的国人的需要。环境保护令人想起了环境史,丝绸之路令人想起了海洋史,多元国际格局使人想起了现代国际关系史。只有深入研究环境史、海洋史、现代国际关系史,才能满足今天国人的需要。

     

        第三,研究型世界史的学术性还体现在它的原创性上,即注重发现和发明,旨在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推向世界一流。研究型世界史主张:所谓的世界一流成果,并非指在国际权威史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而是指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前沿性,即原创性的重大理论突破。一流的科研成果或者是提出了新的理论,或者是解决了关键性的瓶颈问题,或者是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重视理论,也是研究型世界史重要的学术标志。有些理论是宏观的,另一些则可能是中观的,这在研究型世界史中常常出现。

     

        第四,研究型世界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有用性。事实上,这种有用性在呼唤缩短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之间的距离。应当编著一些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研究著作。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厚积薄发,早就具备了撰写这种类型著作的能力。如果能够对各个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做出基础与决策兼顾的研究,那么,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必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五,历史学的垂训功能,或者说是经验与教训的总结,研究型世界史对此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以强化。工业化、都市化、福利制度、环境保护、政治治理、经济管理,这都是世界各国必须经过的历程。其成败得失,可以总结,其有用经验,可以借鉴。

     

        第六,研究型世界史格外体现出史学研究的前沿性。前沿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要看能否在方法论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例如:吴于廑先生是专治世界史的大家。先生从1982年起到1993年去世,连续发表有关整体世界史观叙述构架的文章,论述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的过程。这种研究,当然是前沿的。

     

        当今研究型世界史的长足发展,是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向前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我们着重论述研究型的世界史,一是要说明这种研究在我国是早有传统的,二是要强调它在当前的重要性。作为世界史工作者,我们所要努力的,就是构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研究型世界史体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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