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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海经》记载：由太行山向东、东北依次有龙侯山、马成山、咸山、天池山、教山与轩辕山，其间距离1170里，迁安西南距离太行山与此相近。而在迁安有一座山称为“龙山”，在此山东侧又有一处称为“黄龙峪”的地名，“龙山”与“黄龙峪”是相关联的，“龙山”可称为“黄龙山”，“黄龙峪”亦可称为“龙山峪”。“龙山”“黄龙峪”均因“龙”或“黄龙”而得名。《史记·天官书》记载：“轩辕，黄龙体”，这说明了轩辕与“黄龙”的关系。因此从地理方位上似乎可以说，《山海经》记载的“轩辕山”有可能就是现在迁安的“龙山”；从逻辑上讲，“龙山”也就是“黄龙山”，而“龙山”“黄龙山”应即“黄龙体”之山，也就是“轩辕山”。
地名承载着历史，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忆，迁安的一些地名有的历史久远。迁安市沙河驿镇的“轩坡子”村，现在有以“轩”为姓者250多人。“轩”姓在全国最多的地区依次是河南、山东、河北与安徽，而河北的“轩”姓集中在唐山地区。“轩”为“轩辕氏”省称，汉代有谏议大夫“轩和宋”等。“轩坡子”之“轩”姓在迁安历史已经很难究明，但是迁安及唐山地区的“轩”姓之后人与“轩辕”应该有着一定关系。
迁安地区的考古发现说明，这里不但有“轩辕”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还有比其更早的遗存，也有晚于“轩辕”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说明迁安的“轩辕”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不是孤立的，是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
迁安爪村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5万年，爪村遗址不但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还有属于细石器文化传统（距今约12000年）的遗物。可以看出这里史前时代人类一脉相承的活动历史。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在中国古代传说的“三皇五帝”地区，其中有不少就是发现了属于“现代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包括细石器文化）遗存，如传说炎帝神农重要活动地区的晋东南地区发现的沁水下川遗址、高平羊头山与尧都平阳襄汾柴寺遗址等旧石器时代与细石器遗存，河南新郑“黄帝故居”的郑州附近旧石器时代晚期与细石器文化遗存等，这些遗存说明我们的先祖在这些地区生活有着久远的历史，他们应该是新石器时代人群的直接祖先。而在迁安附近的华北北部地区，恰恰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现最为集中的地区，如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公元前8350—7960年）、怀柔转年遗址（距今约10000年）、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距今约11000年）和保定徐水南庄头遗址（距今10500—9700年）。在太行山东麓、燕山山脉附近发现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对我们认识此后这里发生的许许多多历史现象十分重要。
中国北方地区（河北与内蒙古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以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遗址（公元前6000—5300年）和河北南部磁山文化遗址（公元前6100—5750年）最为著名。兴隆洼文化主要分布在西自潮白河，东至西辽河下游，南抵华北北部，在滦河、潮白河流域均有兴隆洼文化存在。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北省的太行山东麓，南到漳河，北至保定以北的拒马河、大清河流域。
可喜的是迁安西北部的迁西县东寨遗址、西寨遗址发现了与新石器时代中期兴隆洼文化相近考古学文化遗存。在迁安则发现了与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相衔接的遗存，其中迁安安新庄遗址的发现至关重要。安新庄遗址可以分为甲类遗存与乙类遗存，前者距今6200—5800年，后者距今5865—5400年。甲类遗存被认为与迁西县西寨遗址二期遗存年代相近、文化性质相当，应属于安新庄遗址的早期遗存。安新庄遗址乙类遗存的年代属于“黄帝时代”。安新庄遗址不是孤立的，在迁安还有与其考古学文化相同的万军山遗址（距今5000—6000年）。安新庄遗址考古学文化介于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它既有中原文化因素，又有红山文化因素。就彩陶而言更接近仰韶文化，安新庄遗址彩陶为红色与赭红色，仰韶文化彩陶为偏红色与红褐色，红山文化彩陶为黑色与紫红色。对此，文启明先生曾经指出：“迄今已在滦河中下游一带先后发现多处类似安新庄甲类的遗存，但典型的红山文化遗存却没有发现。安新庄乙类遗存的泥质钵、筒状罐以及彩陶风格，石器中极少见到的舌形石耜、石锄等大型打制石器和桂叶形石刀以及玉石器，都与红山文化区别较大。……辽西的兴隆洼、赵宝沟等遗存所代表的文化，沿着老哈河、大凌河向西，即冀东北地区发展时，在不同地区受到北上的中原文化及当地土著文化不同程度的抵制，特别是在滦河中下游地区受到当地类似南阳庄早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相当于后岗下层的早期）的强烈抵制和影响，逐渐失去锋芒而衰退，最终与当地文化融合，形成以安新庄两种遗存为代表的文化。”
安新庄遗址考古学文化特点说明，其时代上与传说“黄帝时代”是基本一致的。安新庄遗址人群活动区域又与历史文献记载黄帝在华北北部活动空间是吻合的。因此说迁安的“黄帝史迹”传说值得重视，需要进行科学的、深入的研究与全面认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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