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莎士比亚与鞋匠”之争

    【深度解读】

    今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莎士比亚不只属于英语世界，他在俄国也曾引发过风潮，而且引起过争鸣。

    19世纪初到60年代前后是莎士比亚在俄罗斯传播的黄金时代。不但所有莎翁剧作都已有俄译本，戏剧界还涌现出莫恰洛夫、卡拉蒂金、史迁普金这样以扮演莎剧人物而知名的明星演员。莎翁剧作流露出的平民气息、民主精神引起了沙皇专制下俄国文学界的深深共鸣。俄国文坛大人物如卡拉姆津、普希金、别林斯基纷纷对莎士比亚予以赞扬。然而，正当莎翁在俄罗斯的美誉如日中天时，一股否定的风潮忽然而至。

    质疑首先来自于理论界，体现在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现实与艺术关系的理论思考之中。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一书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艺术的作用有限，低于现实，他认为“时兴风尚使得莎士比亚的每部戏剧有一半不适合我们今天的审美享受。……莎士比亚讲究辞藻，流于浮夸。”批评家Д·皮萨列夫进一步指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已经过时了，至少已经不适合当今的俄国国情，因为在当前的俄罗斯，大众需要的不再是那些距离遥远的历史剧或爱情剧，对生活真实的渴求已成为读者对文学的迫切要求。他认为：“如果我们的时代出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这位诗人像莎士比亚那样将自己才华的最好部分奉献给历史剧，那么现实主义批评完全有权严厉批评这种情况，即巨大才能脱离了活生生现实的利益。”

    另一位更激进的批评家В.А.扎伊采夫宣称：“最好的戏剧，莫里哀、莎士比亚和席勒及其他人的戏剧都不能带来任何益处。”与之相反，“一切手工业者都比任何诗人来得有用，就好像所有正数，无论它多么小，都比零来得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把这一说法归纳成“莎士比亚或皮靴”。

    “莎士比亚或皮靴”所折射的实质上是一种二者只能择其一的二元对立论点，即贵族和平民的立场截然对立、不可调和。艺术、唯美是专属于贵族的浪漫生活情调，而皮靴、香烟则代表了底层民众生存之基本要求。

    实际上，上述论调，或者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等人否定莎士比亚的价值绝非偶然。19世纪60年代，虽然俄国还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落后的一员，但其文学却已进入了一个公认的繁荣期。三巨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哲学思考就其深度、广度来说，都不逊色于17世纪的莎士比亚。这种现象，恩格斯后来把它概括成：“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正是因为有了文学创作自身的繁荣，才有了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称颂，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扬。尽管这种歌颂夹杂着很多民族自尊心的因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构成了莎翁在俄国遭受冷遇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当时的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看来，文学并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还是一个涉及批判、启蒙、进步的政治问题，涉及作家描写的对象及倾向性。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生活的19世纪60年代，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人民的生活苦难是最大的现实。文学必须为此服务，作家应该旗帜鲜明地揭露这一切，谴责这一切。皮萨列夫说：“当社会中不但有饥饿的人，甚至还有饥饿的阶级时，那么关注次要需求的满足对社会来说便是愚蠢的、丑恶的、不成体统的、有害的。”

    莎士比亚的同胞托马斯·卡莱尔说：“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我所说的生动描述，即对人和事物，特别是对人的描写上。他的一切高超之处决定于此。”诗人关注的是永恒的、内在的人性善恶，而并非具体某时某地的现实。这是一种超然于俗世之外的态度。作家的超然态度在具体创作中当然不可或缺，但是，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和读者的眼中，超然与冷漠无情似乎有着某种暧昧的联系。

    其三，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虽然为经济注入了活力，却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引起了各界的不满。政府对民主阵营施以重压，逮捕了一批激进政论家。1866年，俄罗斯政府干脆关闭了《现代人》和《俄罗斯言论》两家期刊。对于年轻的平民知识分子来说，经济上的赤贫和政治上的失语令其绝望，由此产生了“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激进思想。革命者们在豪言壮语的激励下，决定用自己的鲜血照亮“俄罗斯的暗夜”，迎来“真正的白天”。自然科学成为他们最有力的助手，理性主义牢牢占据了俄国青年们的心灵。相形之下，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历史人物，在这样的环境里显得那么抽象，那么不合时宜。他注定要被那些年轻人所抛弃，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会偷偷地念几首他的诗。

    几乎与此同时，针对上述否定莎翁的声浪，以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另一批文学家纷纷加以驳斥，对这股否定浪潮做了再否定。

    屠格涅夫属于俄国文学界的西欧派，久居国外的他对莎翁的了解高于一般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刚刚面世时，敏感的屠格涅夫就看出了此书的潜在危险：“至于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他的主要罪状是：在他眼里，艺术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复制品……”

    艺术来自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虽然屠格涅夫在这里不是特地为莎士比亚而论战，但读者不难发现他与莎士比亚的思想共鸣。在短篇小说《够了》（1865）中，屠格涅夫在提到“人民性、权利、自由、人类、艺术”这些永恒的字眼时说：“是的，这些字眼存在，许多人以这些字眼为生，为这些字眼活着。但我仍然觉得，若是莎士比亚再生，他无论如何不会抛掉他的哈姆雷特，他的李尔王。”作为一位深受西欧思想影响的作家，屠格涅夫何尝不知道人民、权利、自由等主题的重要性，但在他看来，米罗的维纳斯也许比罗马法典更为实际。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屠格涅夫还是选择了前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是捍卫莎士比亚最积极的人物。在关于《群魔》的记事本中，作家借主人公之口高度颂扬莎士比亚的伟大意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宣称，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农民，高于人民性，高于社会主义，高于人民，高于满足他的需要，高于几乎人间的一切——因为这是人类生命的果实——是为之而生的一切，缺少了它，我也不愿意活。”人不是机器，必须打破“二二得四”这个理性之墙的桎梏，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地下室手记》以来一直在呼吁的事情。为此，人必须要坚持生活中诗意的一面，坚持“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一切”，因为精神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底线。这一点，恐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捍卫莎士比亚的最直接原因。在这位小说家看来，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其根源在于思想的简单化。“简单恰恰蕴含在对达到虚无的渴望中，这也是一种安心，因为还有什么比零更简单和让人安心的？……简单是分析的敌人。”思想的简单化体现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惰性。

    可悲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恰恰有那么一部分人自以为读懂了莎士比亚，自命为鞋匠们的代言人，把“莎士比亚或皮靴”这样的问题摆到俄国公众面前，看似为民请命，满怀正义，实则却造成了底层民众对文化的无知。到了20世纪十月革命之后，即便有列宁等人的制止，少数怀有“鞋匠”情结的激进分子对文化遗产大肆破坏，险些令俄罗斯文化走向毁灭，以至于愤懑不已的高尔基写下了那本著名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思想》。

    加缪有一句话，其实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阐释：“人们看得很清楚，在这场莎士比亚和鞋匠之争中，诅咒莎士比亚和美的并不是鞋匠，恰恰相反，是那些目前仍在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人，是那些并不选择以做鞋子为终生职业的人；他们毕竟永远也做不出一双靴子来。”因为真正的鞋匠并不一定了解莎士比亚为何许人，他们只是被那些居心叵测的文化虚无主义者做了一回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