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年只做一件事

    他有教授职称，却没有教授待遇；他主持过5项国家级科研课题，却没有拿过研究经费；他卖掉了单位分配的100多平方米住宅，挤在一间50多平方米的临街小房里；他32年只做一件事：搜集整理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抢救和保存日本教育侵华罪证。

    32年时间、21本著作、800多万字口述、1000多册日本侵华殖民教育教科书、2000多位口述人、3000多幅历史图片……这一组数字浓缩了这位71岁老人紧张忙碌的后半生。

    他叫齐红深，是辽宁省教育厅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1984年，我被抽调编写教育志，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看到三种日本侵华时期出版的《满洲教育史》，书里都说：‘满洲自古自成一区，向不隶于中国。中华文化自明代始入侵满洲。’”齐红深说，“我发现，中国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日本从文化上割裂东北与祖国的血肉联系、为侵华制造历史依据、美化日本殖民教育的谬论竟然无人发声。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刺激，从此走上了日本殖民教育研究之路。”

    1991年，他写的中国第一部《东北地方教育史》面世；1993年，《满族教育史》出版；2002年，《日本侵华教育史》付梓，2004年再版，被选为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为了支付高昂的花销，妻子深明大义卖掉单位分配的132平方米住宅，在教育厅墙外买了一间56平方米的临街小房。除了堆放资料，刚刚够放一张双人床。在外地上学的儿子放假回来，只能睡在资料上面。为了省钱，他和老伴儿买了录音机、录像机、电脑、打印扫描仪等设备，自己录音录像，自己打字、扫描图片。

    在日本殖民教育研究过程中，齐红深遗憾地发现：日本侵华期间，由于中国人没有话语权，因此好多档案材料都是日本留下的，很多真相都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要想让历史走出迷雾，只靠日本人留下的档案材料不行，只靠宏大叙事、理论推理也不行，必须用国际上通用的实证研究方法，请千千万万历史亲历者站出来，用证人、证言、证物说话。”齐红深说。

    “连年的奔波，艰难的寻找，极度的疲劳，我都不在意。最让我感到忧虑的是，随着老人们年龄越来越大，能够找到的亲历者越来越少。受过日本殖民地教育的小学生都已经八十岁了，当时的大学生和教师，在世的越来越少。”齐红深告诉记者，“有一次我找到一位亲历者，家人担心老人身体无法承受，所以拒绝了我。我反复沟通，终于打动了老人，他主动给我打电话，表示愿意把经历讲出来。当时我很兴奋，也做好了去他家录音的准备。然而，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老人去世了……”

    就这样，齐红深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滴地搜集证据。2005年，由他主编的《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出版，书中收录了1250位老人的口述历史，他们都是在1897年至1934年间出生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亲历者。如今，又有10年过去了，齐红深搜集的口述历史老人人数又翻了一番，“现在，我一共有2600多位老人的口述历史，已经整理出800多万字。”他说。

    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炳照任组长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专家组鉴定后认为：“齐红深同志主持的研究具有重大政治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理论创新价值。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形象，维护历史真实面貌，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日本国教育史研究会会长佐藤尚子等专家评价说：“中国研究殖民地教育第一人齐红深领导的大规模口述历史采集工作，是受害国人民的证言，还原了日本侵华教育的真相，是教育史、近代中国史、近代日本史、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除了口述历史，齐红深还搜集了1000多本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教科书、作业本、毕业证书等实物和4000余幅历史图片。这一切都成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真面目，反击当下日本右翼言论的有力证据。“右翼分子说日本在满洲兴办教育促进了教育近代化，培养了人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们说，不对，他们推行的是奴化教育，是要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为侵略战争服务的。”齐红深说，与军事占领、民族压迫、经济掠夺相比，日本对东北的教育侵略更狡猾，更毒辣，更隐蔽。

    采访临结束，记者了解到，由齐红深主持完成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十卷本）获得国家2016年重点出版基金，即将付梓；他搜集的全部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资料将无偿捐献给国家。（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