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喜剧种子”自由生长提供舞台

    喜剧创作一直是戏剧家面临挑战的一方艺术领域。除了自身拥有独特的艺术创作规律，不同凡响的艺术个性，以及偶尔冒出一些“话题”，闹出一些“风波”之外，还受到外在的气候等非艺术因素的制约。总之，喜剧创作比非喜剧创作的门槛要高很多，同时喜剧的生存空间也有一定的限度，蕴藏着一定的可变性。

    近年来，舞台上隔三岔五地出现的喜剧作品，其数量并不是很多，却收获颇丰。尤其自首都北京在一年半前建立了第一座喜剧剧院以来，仅这座剧院演出的状况，就足以让人欣慰。如以喜剧艺术家陈佩斯为首的艺术团队，顺应时势，力求出新，初创的业绩已让人刮目相看。从揭幕日首演的反映旧时代艺人生活的《戏台》，到一周年时上演的颠覆传统舞台喜剧的《老宅》，喜剧院已推出了近十台喜剧作品，塑造了喜剧舞台上颇有代表性的一道风景线，也成为全国喜剧发展的缩影。

    当然，喜剧院的建立及其演出的气象也只是万千丛中之一景，并不能完全涵盖当前喜剧舞台的全貌。更多的观众，尤其是普通百姓有机会接触的喜剧类作品，主要还是在影视剧等大众艺术类平台上。此外，网络上的综艺或专栏性节目，也包含喜剧化的表演，众多相声小品的演出，更是人们接受喜剧艺术熏陶的主要渠道。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离正本清源的、真正意义上的喜剧，在艺术上还有较大的距离。

    卓别林曾经说过：“智力愈发达，喜剧就愈成功。未开化的人，很少有幽默感的。”作为主要戏剧剧种之一的喜剧，原本就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也曾与表现崇高与深刻的悲剧艺术交相辉映。我们自古以来便是戏剧大国，喜剧资源不可谓不丰厚。然而，从当下的文本创作和舞台演出来看，喜剧在各剧种中却仍处于“弱势”。对此，我认为仍需要从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出发展开探讨，如文本打造、舞台风貌和人才培养等，针对现状，旧话新说。

    我在一家话剧院工作过，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演出过的喜剧类剧目，比例还不到百分之十。宏观地看，当前我国的剧目建设有点倾斜，不够平衡，喜剧创作被重视程度不够，在舞台创作的流程中，多数喜剧剧目迈不进舞台“二度创作”的门槛。这门槛是什么呢？细看外部“硬件”的环境和“软件”的人才，也还没有到捉襟见肘的窘况。所谓门槛，更多是舞台创作观念的束缚，或视野还不够开放，或场外“指导”过剩——简言之，包容性还不足。

    每个时期，总有那么一些过不了门槛的喜剧剧目。如当年的《抓壮丁》《假如这是真的》《我们》等等。在我的记忆中，能顺顺利利登上喜剧舞台的并不是太多，尤其在主流戏剧舞台上。在大大小小的评奖项目上，几乎看不到喜剧作品的身影。不过，有一台剧目颇为例外，就是1977年由王景愚主演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当年，全国上下有三百多家院团轮番上演，区域不分南北，剧种不论东西，可谓热闹非凡。这样的盛况，和那时包容性的放宽是息息相关的。

    创作文本的源泉也是一道门槛，但我们的喜剧艺术家们，早已踏进了这道门槛。一方面，我国传统文学源远流长，构成喜剧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古典喜剧《救风尘》《西厢记》《思凡》的故事，改编成当今的小剧场话剧，都有不错的反响。另一方面，外国经典喜剧作品的“洋为中用”，或搬上中国的舞台，或改编成中国式喜剧，也不乏成功的先例。话剧原本就是舶来品。其中的喜剧作品，无论是古希腊的喜剧，还是莎士比亚、莫里哀、哥尔多尼、博马舍等大家巨作，都曾产生过广泛的时代影响，也是当代国人创作喜剧的典范。

    无论借古喻今，抑或外联世界舞台，我们当代的喜剧创作，都在努力地突破自身，显现出耳目一新的气象。除了舞台上典型意义上的喜剧外，被称为“准喜剧”的喜剧创作更是十分活跃，并渐趋成熟。譬如，传统的相声艺术正迈开新的步伐，以“二人转”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同样在“洗心革面”，而滑稽戏等地方戏曲喜剧又开始启程……与此同时，一支不可忽视的喜剧队伍也在迅速成长，那就是正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喜剧类综艺节目。在这些平台上，喜剧的基因自由生长，无孔不入，十分抢眼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潜移默化改造着我们对喜剧艺术的审美。例如，时下流行的脱口秀和谈话栏目，许多都被赋予了喜剧的特征。富于喜剧性的话语和表演，一面从艺术功能上为喜剧艺术“鸣锣开道”，培养观众对喜剧艺术的鉴赏力；一面在培养喜剧人才上不遗余力，成为最大众化的喜剧课堂。

    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显然是无法低估的，培养喜剧“接班人”、磨合舞台上下的观剧口味，需要媒体集体发声。远的不说，近期就有几台口碑甚佳的喜剧类综艺节目，如《跨界喜剧王》《笑傲江湖》《喜剧总动员》等，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单是栏目称谓，就挂“喜”带“笑”，由此可见，喜剧的“基因”正在转入许多艺术品类之中，渴望借此摆脱弱势，而“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旦这成为喜剧艺术发展的常态，那么我相信，距离喜剧迈过门槛、登堂入室的一天，也就并不遥远了。

    （蔡体良，作者系中国舞美协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