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小说与帝国背影

    去年的好莱坞大片《王牌特工》有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片段。特工组织招新面试，组织首领亚瑟负责考察埃格西。为了活跃气氛，也为了树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领导形象，亚瑟问埃格西给收养的小狗起了个什么名字。亚瑟主动猜了两次：詹姆斯·邦德？杰森·伯恩？结果都不对，答案是杰克·鲍尔。看到这里，观众当中的谍战迷会哈哈大笑，因为此处抖了一个包袱，别人未必懂：詹姆斯·邦德，也即007，是英国小说家伊恩·弗莱明于20世纪50年代创造的人物；杰森·伯恩，是美国小说家罗伯特·勒德伦代表作《谍影重重》的主角，面世于20世纪80年代；唯有杰克·鲍尔是21世纪的新人，出自美剧《24小时》。三个首字母同为J和B的虚构人物，标志着间谍文学的三个不同时代。白发苍苍的老亚瑟努力与年轻人套近乎，却一不留神暴露了两人之间的代沟。

间谍与间谍文学

    间谍文学身上刻有不可磨灭、无法混淆的时间印记，这是它与探案、冒险、恐怖、奇幻等其他通俗文艺作品最显著的差别。试想，只要不是特别有心的专业级读者，谁能将福尔摩斯、奥基斯特·杜宾、梅格雷、波洛、布朗神父这些大名鼎鼎的侦探按照年代先后排出顺序，丝毫不差？对普通观众而言，哈里森·福特的《夺宝奇兵》系列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代有什么要紧呢？相反，《三十九级台阶》《针眼》《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历史背景，谁又混同得了？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探案、冒险等通俗文类是关于个人英雄的传奇，间谍文学当中的个人则并非他自身，而是国家身份的代言人，他们的行动唯有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才有意义，才可信。真实度和可信度是间谍文学的成败关键。把福尔摩斯的故事搬到21世纪上演，不太费力便可使之合理成立，但是，如果把007移植到维多利亚时代，怎么看都会荒谬无比。

    詹姆斯·邦德、杰森·伯恩和杰克·鲍尔三个人的职业生涯，反映的是二战结束直到当下这如火如荼的70年国际政治风云。他们是特工行业的明星，却远非这一行当的先行者。间谍形象潜藏于各国文学和文献记录中至少达2000年以上。

    汉语中，“间谍”一词的“间”本义为门缝，泛指缝隙。有了缝隙，便可偷窥敌情，故此，“间”便成了刺探和收集情报之专业人士的指称。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第13篇《用间篇》把间谍分为“五间”，解释道：“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要想预先了解敌情，必须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取得。这实际上定义了间谍文学的本质：间谍设法窥探情报，读者借此窥得政治领域不能承认、不可明说的灰暗面。《左传》《史记》等史著，《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均有精彩的间谍或反间谍戏，使我们得以一瞥这一隐秘的政治舞台。

    西方间谍活动的历史记载自然也不短。圣经旧约中的《申命记》和《约书亚记》，分别记载了摩西和约书亚依靠间谍渗透等方法先后击败亚莫利亚和巴珊两国，占领耶利哥城和艾城的事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刻画了潜入希腊军队的特洛伊间谍多隆，《奥德赛》所歌唱的木马计背后隐藏着希腊间谍的身影。可见，古希伯来人和古希腊人都意识到，间谍的专业素质对于战局输赢举足轻重，间谍作为一颗特殊棋子对于一国的政治前景十分重要。

间谍文学的滞后

    间谍职业十分古老，遍及东西，但事实上，直到19世纪，间谍才开始从文学作品的背景部分走出来，担任正面主角。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库柏的小说《间谍》（1821），讲述了独立战争时期以货郎身份作掩护、由美军总司令华盛顿亲自指挥的情报员哈维·柏奇的传奇经历，开创了间谍当英雄的先河。不过，在19世纪小说中，光明正大描写间谍人员业绩的作品仍然是少见的例外。间谍小说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并最终在通俗文学领域独占一席之地，是20世纪的事情。

    间谍题材长期遭到文学创作者的漠视，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因为西方传统的文学观念。文学应当具有社会道德教化作用，这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学价值观。而间谍的事业存在于一个非道德的空间。他收买、欺诈、栽赃、暗杀，不择手段，目的是为了维护特定利益，不是服务于人类共同的精神理想。从道德教育的眼光看，选择一名间谍当主角比选一个小偷或杀人犯更糟糕，因为后者无法逃脱社会道德法则评判，而前者的工具性压倒一切，其生存首要法则即是无视善恶。

    其次与西方政治文化史有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孕育出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19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大陆被卷入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风暴，西方世界启动亨廷顿所说的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根据希瑟·M.坎贝尔编撰的《西方文明史：民主的脚步》，到19世纪中期，民主成为欧洲政治文化的主潮。19世纪下半叶，社会达尔文主义异军突起，此时的比较政治史著作（如托马斯·厄斯金·梅爵士的《欧洲民主史》）便堂而皇之将西方/文明/民主和东方/愚昧/反民主当作两套对立的生物和文化基因进行所谓学术论证了。

    西方民主政治以公开、透明自诩，其政治话语就不能承认民主体制下也有阴谋诡计，可能藏污纳垢。它宣告，西方文明社会只有遵守政治法则的体面绅士，没有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和暗中交易，用美国政治家亨利·刘易斯·史汀生的名言来说，就是“君子不看他人的信件”。这样的政治姿态，虽然人人知道纯属自欺欺人，但它在20世纪前是西方社会约定俗成的统一口径。

间谍文学的兴盛

    间谍小说在20世纪初突破藩篱、忽然之间喷涌而出，主要推手是世纪之交陷入混乱的欧洲政治格局：老帝国之间殖民地争夺风起云涌，新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酝酿重新瓜分利益，各国内部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盛行。而19世纪末发生于巴黎的德雷福斯案件是直接点燃大众热情、激发文坛想象力的火种。德雷福斯案件前后绵延12年，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将法德之间互相安插间谍、法国人排查内奸、反犹派军官制造冤案的真实过程昭告天下，其影响波及整个欧洲随后数十年的外交格局、政治和文化倾向。如历史学家卡特琳·舒尔特海斯所言，它标志着欧洲政治和文化图景变形之始。

    对于文化风气之变，英国作家反应最为敏锐。英国出版业之强大、伦敦出版商对阅读市场的敏感，是英国间谍文学浪潮形成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大不列颠帝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正值顶峰，帝国战线延伸过长、海内外潜在敌人之广，令英国人危机感强烈。吉卜林对英俄“大博弈”的关心（《基姆》，1901），厄斯金·奇尔德斯对英德紧张关系的警觉（《沙洲之谜》，1903），约瑟夫·康拉德和G.K.切斯特顿对无政府主义恐怖政治的忧虑（《间谍》，1907；《名叫星期四的男人》，1907），是此一时代英国地缘政治的写照，也是英国文化界对大众疑虑心理的回应。

    间谍之所以能当上英雄，根本上基于美国人内森·黑尔提出的一个信念：任何对公众利益而言必需的服务都是光荣的。而18和19世纪欧美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发，使“公众利益”通常可以置换成民族和国家利益。因此，英国间谍小说从出生起就与民族、帝国的命运联系紧密，许多英国间谍小说家是帝国意识形态宣传家。例如，凭《三十九级台阶》闻名于世的约翰·巴肯，就把英国与德国在一战中的对抗定性为西方文明世界的价值观与野蛮人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自觉与英国当权者保持一致的立场。二战期间声名鹊起的埃里克·安布勒、海伦·麦金尼斯等人以反法西斯斗争为写作主题，或有某种超越。然而，二战结束，冷战开始，邦德式超级英雄的诞生，意味着讴歌帝国的曲调重新吹响。

    二战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一度威名显赫的大英帝国被战争拖垮。1947年印度独立，马来亚、肯尼亚、亚丁殖民地和苏伊士运河纷争四起，开启了英帝国衰朽崩溃的历史。此时，间谍小说作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守护者发挥了特殊功效：它直面冷战诱发的各种焦虑，缓和大众的恐惧，提供一种乐观暗示——帝国虽然在消失，但它比以往更安全。英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为空间越是压缩，伊恩·弗莱明笔下的007对英国大众的安慰作用越是无可比拟。詹姆斯·邦德潇洒、伟岸、无所不能的帝国守卫者形象在征服全球观众的同时，也营造出一种错觉：英国在全球舞台上一如既往大有作为。

    英国间谍小说也有一部分严肃作家参与创作，如毛姆、格林厄姆·格林和勒卡雷等。他们抛弃间谍-英雄这一套路化布局，更关注间谍作为普通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注重讨论他们在伦理处境和政治立场之间的困惑、挣扎和平衡。但是，这些作品笔调灰色、凝重，读者面远不如渲染帝国余晖的流行作品广泛。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女王与扮演007的演员并肩出场，证明后者更符合人们对于英国文化的想象。

    间谍小说曾经记录帝国事业的辉煌，也许，我们终将从中看到帝国远去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