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时代的葡萄牙电影

    10月，葡萄牙总理来访，葡萄牙影展开幕。中国观众第一次邂逅了这个地理——心理双重意义上的遥远国度。

后殖民时代的帝国表述

    1974年，由军人在枪管里插上康乃馨而得名的康乃馨革命，终止了葡萄牙萨拉查独裁统治，也导致海外殖民地独立。尽管长达5个世纪的殖民历史终结，但自19世纪起“帝国”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萨拉查曾利用“帝国”使其政权合法化，强调殖民主义令宗主国与殖民地均受益，这一时期的电影大量展现了广袤的非洲家园；此后，新政府为适应后殖民情境而承续了帝国遗产。

    当代葡萄牙文化的重要议题是：处理帝国遗产与后殖民身份。“帝国”被建构为一种恋物崇拜——海外领土即“恋物”符号，因此遵循了由弗洛伊德所发展的恋物理论：被恋物的对象既代表了失落，也暗示了无法接受这一失落。当代葡萄牙电影对后殖民情境做出的美学回应，就提供了这个国家面对“去殖民化心理”与“去恋物化形象”的不同情绪：

    1.怀旧。在文化产品与公共话语中都可找到这一表达，一方面承认葡萄牙殖民主义犯下的罪恶，另一方面对国家以殖民霸权获得昔日荣耀又充满了怀念。百岁仍在拍片的电影大师奥利维拉，自身即是一部葡萄牙影史，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葡萄牙新电影运动兴起，奥利维拉担当了改革先锋。被独裁统治禁拍20年后，他率先打破殖民历史禁忌，在《不，或者是指挥者的虚荣》（1990）中既谴责了殖民战争，又怀念帝国黄金时代。影片中，1974年一群前往北非殖民地镇压独立运动的葡萄牙士兵说着心里话：葡萄牙给殖民地带来了利益，葡萄牙语为他们统一部落做出了贡献，为什么还要闹独立？武力征服没有意义，文化征服才值得荣耀；古希腊古罗马衰落了，但它们缔造的文明不死。而葡萄牙给予世界的礼物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殖民地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于是，影片为“去帝国崇拜”的痛苦进程保留了葡萄牙文化的理想慰藉。

    2.创伤。帝国终结对于整个葡萄牙而言是一个创伤，在当代文化产品中，这一创伤意味着这个国家难以接受殖民统治的终结，难以在没有帝国崇拜的支撑下寻找立足点。特雷莎·维拉芙尔的电影《亚历克斯》（1991）就刻画了承受着后殖民战争创伤的士兵，无法融入葡萄牙社会，无法处置战争记忆，无法与家人朋友建构有意义的情感纽带，以自杀告终。

    3.忧郁。“帝国崇拜”阻碍了葡萄牙社会从失落中获得自由，乔·伯特洛的《葡萄牙式再见》（1986）就描绘了一个停滞的后殖民社会：死于非洲战场的战士，12年来他的家人从未造访过他的墓。影片通过对话刻画出居于一种中间状态的葡萄牙人，在帝国终结的觉醒中过着失去活力的后半生——

    母亲：如果他没死，现在会怎样？

    妻子：会像我们一样。

    父亲：我们不算太糟，无须抱怨太多。

    妻子：不多但也不少，不幸福但也不是很不幸。

    4.追踪。当代最负盛名的葡萄牙导演佩德罗·科斯塔，试图用“方泰尼亚三部曲”追踪帝国解体在葡萄牙城市地理、人口、文化上打下的烙印。方泰尼亚是住着非洲移民的里斯本贫民窟，《骨未成灰》（1997）讲述这里被排斥的流浪者，《旺妲的房间》（2000）讲述一名水果贩的生活以及她所置身的毒品、贫穷与暴力。移民身份决定了他们心存被接纳的渴望，即使认识到资本统治造成贫富分化，底层民众也会忍气吞声、安身陋室。科斯塔不对底层作出评断或干预，但批判了从公共话语中删除帝国统治的负面性，将被升华的帝国形象整合进葡萄牙当代生活中的现象。

“电影零年”后的活力犹存

    轮船满载黄金归来，也寄生了葡萄牙贵族。有一类葡萄牙电影即以贵族爱情和修道院叙事为独特视角，奥利维拉甚至拍过“得不到爱的三部曲”。早期欧洲修道院是贵族妇女接受教育及养老的特权场所，行使上流阶层高级会所的功能，甚至传说有些修道院附建的孤儿院是为寄养私生子而设。因此，奥利维拉的《爱欲修道院》（1995）、拉乌·鲁兹的《秘境里斯本》（2010）里有许多情伤贵妇、修道院私生子的身世之谜。

    早年关注贫苦大众的智利左派导演拉乌·鲁兹，自1973年流亡欧洲后就成为葡萄牙电影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人。他喜欢挑战高难度文学，最初的作品《流放地》改编自卡夫卡小说，他最后的计划是把博尔赫斯小说《巴别图书馆》搬上银幕。他热衷迷宫般的叙事实验：《被窃油画的假设》由真人来演绎和推测一幅画中的人物关系与剧情走向；《三生一死》交织着分裂的叙事与分裂的人格；《情欲克里姆特》《追忆似水年华》堪称意识流传记片典范，梦呓般的画外音混合了主观、幻觉、梦境和回忆；《海盗城》的滤镜实验将超现实推向极致——海上生明月的红黄滤片，水为墨，脸为朱，天际线上的城镇是诡异的紫红色。因此，他被誉为戈达尔之后最具革新意识和创造力的电影大师。

    犹如葡萄牙的帝国梦，葡萄牙电影也经历了辉煌后的落寞。2012年被无数观察家定义为“葡萄牙电影零年”“葡萄牙电影史分水岭”。作为受欧元危机与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2012年葡萄牙新政府撤销了文化部，全面停止对视听领域的政府资助。这一举措的结果是葡萄牙关闭了许多影院，尤其是历史影院和艺术影院，电影产量每年不足10部，只生产供国外观众消费的艺术电影及供本国观众消费的不盈利的商业电影。

    然而在另一些层面，2012年又是一个胜利的年份：首先，一系列电影和电影人获得了最重要的欧洲电影节的奖项。他们追随着奥利维拉与科斯塔的脚步，大大鼓舞了士气。其次，葡萄牙电影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国产片创下票房新高的纪录。用古怪好玩的葡萄牙导演蒙泰罗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来形容这个情形较有意趣，这就是《上帝的喜剧》。

    （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