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皮影戏的影像档案

    【心像札记】

    小时候我在甘肃老家看过演灯影。那时的灯影戏是在不足一米长的木框上糊上白麻纸做亮子（银幕），以油灯为光源透出影子演戏，那亮子极其昏暗，影人也乌漆墨黑根本看不清雕刻的效果和颜色，我更看不懂戏的内容，只是看个热闹罢了。因此老人有“七分书（指小说）三分戏（指大戏），变成灯影不如屁”的说法。

    20世纪70年代初，我背井离乡，落脚到了陕西省华县，有幸看到了当地皮影的演出状况。那是在两米多长、一米五宽的白丝布亮子上，以电灯为光源演皮影戏。那影人的雕刻细节、花纹颜色都清晰可见，影人一出场，连几岁的娃娃也能分出好歹人物，再加上签手惟妙惟肖的表演和前声优美动听的唱腔，足以迷住小孩、醉倒大人。

    我自幼就有画画的特长，加上摄影爱好，到华县后常常被县里抽去帮政府搞展览。1976年春，县文化馆组织文艺爱好者在赤水镇文化馆举办文艺培训班，美术、书法、文学、戏剧等人才被推荐参加，那时候县里摄影人才很少，我是以美术特长被推荐去的。学习班上白天有文艺演出，一位人称“秃子娃”的皮影艺人在演大戏的舞台上独自坐着一个老板凳，闭着眼睛自弹自唱，表演了一段碗碗腔样板戏唱段。当时我觉得很精彩，那腔调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感觉比自小听惯了的秦腔有味道、有感情，具有人类本源文化的特点。但演唱结束后却听到一些老师议论道：“秃子娃就适合在皮影戏台子上演唱，与皮影的表演结合起来才有激情，你看，放在大戏台上，空旷的台子上就他一个人唱，显得很单调，也不协调，灯底下演惯皮影的人白天连眼睛都睁不开，怕亮。”

    当时，我的心里很为秃子娃抱不平。

    在学习班结束的最后一夜，安排了秃子娃的皮影戏，演的是《沙家浜》和《梁秋燕》的片段。我激动得跑来跑去不知道该看啥。在亮子上看到的精彩表演，当你跑到后台时却变得跟前面不大一样，那奇妙的变换让人难以琢磨。当时后台有几个人都没记住，什么前声、签手、上档、下档更不懂，只觉得后台人很多很乱，横七竖八拉着很多绳子，上面挂着皮影娃娃和乐器。大家都手忙脚乱地在表演，一位五十多岁的光头老人在电灯下，两手拿许多影人耍魔术般变化着。秃子娃大热天戴着一顶劳动布“军帽”，汗流满面。那唱腔、神情和白天一个人在台子上的演唱截然不同。难怪老师们说白天唱得不好。

    华县是一个历史悠久、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的地方，从异地初来乍到，原本对这里的文化现象颇有新鲜之感，并情有独钟，看了这场演出之后，“皮影戏”这个民间小玩意在我心中扎了根，我感到它比那些舞台大戏及所谓的主流高雅戏剧艺术更有价值，后来也与秃子娃等皮影艺人成了好朋友，结下不解之缘。艺人们对于艺术的忘我投入，每每让我心生感慨：为了使得竹签能随意自如表现影人的动作，“竹棍三根表尽人间雄姿娇态”的郝炳历在外出演出小憩时，就顺手折几根庄稼杆或树枝，夹在指缝里搓弄；饭桌上他把筷子当签子，一边仔细观察周围人的动作，一边琢磨着如何使皮影摆弄出活人的真实与灵性。

    1988年，正当华县皮影因在京一炮走红享誉全国之际，参加过北京演出的老艺人吕思道，因脑溢血昏倒在正在演出的皮影戏后台，后经抢救无效逝世。他的逝去使我感到了皮影的危机。改革开放后，民间艺术虽然得到了普遍关注，但皮影演出仍后继无人，现有老艺人已年过花甲，未来的华县皮影何去何从？一个沉重的思考时时困扰着我。随后，我跟着皮影班子“光艺社”拍摄了二十多年的皮影戏和艺人，见证了他们的荣光与辛酸，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2007年底，我开始和朋友一同采访了许多老艺人，在农家院落观看皮影戏。她们被原生态的表演方式折服，被优美悲切的碗碗腔感动，为老艺人坎坷不幸的人生而落泪。朋友建议我好好写写老艺人，她还告诉我，一定要注意细节，尽量用艺人的原话和方言。

    一提笔，真是越挖越深，我发现遗漏了许多艺人及他们的感人故事，往日的素材根本不足以描述华县皮影的漫长历程，缺乏更多事实和细节。我曾多次到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准备销毁的一些文化档案中发现了许多涉及皮影的资料。只要那些档案是真实的，我敢说，我所叙述的皮影和艺人的故事就是真实有据的。

    不看影戏，不知礼仪。一口诉说千古事，劝善贬恶说春秋。最终，我完成了一本300多页厚的《华县皮影档案》，总算为中国皮影艺术留下了些许记忆。当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时期，稍不留神，伴随你成长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就会悄悄地从身边消失，成为一种永远的记忆。我想，用影像记录生活是留住那些时光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