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举世闻名的“长征”,用准确的定义描述应该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这四支主力红军部队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先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转移。
毛泽东曾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中国没有,世界也未曾见到。二战期间建立赫赫功勋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赞誉长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
我用日记体撰写的《长征长征》记录的就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发生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长征路上每一天的故事。加上随后发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144天的征战,总计882天。《长征长征》用三册书的篇幅,近140万字来再现蒙哥马利元帅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的长征。
说起我用日记体写长征,那还是10年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时的事情了。当时我撰写的《长征日记——中央红军长征纪实》在书店上架。原本计划该书与同名纪录片在全国电视台播出时同步发行,但遗憾的是纪录片没有跟上。即便如此,该书凭借独有的优势,还是再版发行达到两万多册。
一位远在新疆的读者熊坤静看过书后,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幅红军(中央红军)长征的立体全景图——读陈虎〈长征日记〉》的文章,把该书的独有优势分析总结得十分到位。文章开篇提到:“乍一看书名,这本书好像是一位当年曾经历过红军长征的老革命每天随手写下的日记。及至翻阅全书后,我才感到自己犯了想当然的错误。”熊坤静接着对该书兼顾史实性和可读性,使作品对读者有亲和力作了这样一段分析:
“关于长征,在当年的亲历者如王恩茂、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等人的日记中都有所记录,加之后来大量的回忆录等,从而为今天的人们了解认识长征打开了一扇窗口。然而这些个人的日记、回忆,因为其活动范围所限,角度不同,视野各异,故而都难免偏之于一隅,令人有零零碎碎、平面单调之感。而作为局外人的陈虎在创作《长征日记——中央红军长征纪实》时,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作者可以充分吸收当今的研究成果,然后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从浩如烟海的有关长征的历史资料中精心梳理、披沙拣金,并能够充分自如地拉长镜头、变幻焦距,运用广角、俯瞰和仰拍等各种镜头,从而使《长征日记》成为一部立体可感、内蕴丰厚的长征史专著;二是这种日记文体有利于作者适度地运用白描等文学手法,达到散文化的叙述效果,在切实保证史料选用真实、记述质朴平实的前提下,又不乏纤毫毕现的生动细节,从而使该书达到了史实性和可读性的兼顾,无疑更增强了它对广大读者的亲和力,有助于大大扩展党史资政育人的覆盖面。”
要说本书的文字稿是源于我撰写的同名电视纪录片《长征日记》的脚本,作为历史体裁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同样追求史实性和可读性(可视性)的兼顾,因为缺乏史实性就丧失了纪录片记录真实的根基,而没有可视性或说对观众缺乏亲和力,就失去了大众文学作品存在的目的。具体到《长征日记》文字稿的撰写,如何去实现史实性与可读性的兼顾呢?
当时,摆在我手头的是两大摊资料,一摊是包括国共双方的电报、信件、文章、报纸、日记等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普通观众一般不会上心去读。而另一摊是犹如满天繁星的个人回忆录,上至司令长官,下至士兵挑夫,角色不同,视野各异,但大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如果把文献资料当作作品的筋骨,与有血有肉的故事结合起来,这样就构成了“一幅红军(中央红军)长征的立体全景图”。于是,我按照这个思路开始尝试。
对我而言,日记体写史已不是第一次。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我曾创作过一部365集的纪录片《解放日记》,写的是1949年每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继日记体风格撰写了《长征日记——中央红军长征纪实》后,军史专家都国平鼓励我说:“为什么不把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用同样风格写出来呢?这样就更完整了。”受此鼓舞,我克服困难,继续笔耕前行。此时又有红四方面军的后代把西路军的资料送给我,希望我把西路军血染大漠144天的故事也写出来。盛情难却,我只能再接再厉。
日记体写长征不是记流水账,而是用无可辩驳的史实为红军长征作证。红军长征走了多少天,途经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总共走了多远,我以当事人日记互为佐证,用国共双方档案资料(主要是电报、文件、报纸)互为考证;再用国共双方当事人回忆录补充所发生事情的细节等各种可能办法来全景、真实、鲜活地展示这段历史,让读者爱看,看了信服:红军的长征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走过来的。
(作者系北京电视台原科教节目中心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