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戏曲工作者的中心任务

    【演艺聚焦】

    戏曲创作是戏曲事业繁荣发展的核心，它要回应社会的关切，倾听时代的发声，满足观众的审美，观察市场的需求。因此，我们始终要把创作放在首位，以优秀的作品服务于社会和人民。

    就戏曲创作结构来讲，要写好戏剧故事，这个故事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故事的整体架构要能沉下来接地气，体现时代精神；二是人物性格要鲜明生动，具有感染力。近两年创作的四出当代现实题材的剧目：江苏淮剧《小镇》、镇江扬剧《花旦当家》、湖南湘剧《月亮粑粑》、湖南花鼓戏《我叫马翠花》和近两年创作的两出革命历史题材剧目：国家京剧院的《党的女儿》《西安事变》与近两年创作的两出新编历史题材剧目：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屈原》、浙江婺剧《宫锦袍》。这八出戏基本上具备了上述所谈的故事的内涵和特质。

    《小镇》中优秀教师朱文轩出来冒领500万元，他欺骗了小镇，事发后，他非常痛苦，心灵受到了摧残、折磨、煎熬，甚至“生不如死”。他要承认错误，但当年的施救者、小镇的精神领袖朱老爹却希望朱文轩承认自己是施救者却拒领500万元，以彰显小镇的“高风亮节”。此时朱文轩就坡下驴也是一种选择，但在他看来，如果说第一次撒谎是“贪心”作怪，那么第二次再撒谎就是死不悔改了。朱文轩不愿意一辈子把自己的心灵捆绑在纠结、煎熬和炙烤之中，他要自由自在的生活，获得了朱老爹的理解和赞许。朱老爹让朱文轩敲钟，这钟声其实是他与朱老爹两代人的钟声，朱老爹思想的厚度，朱文轩思想的高度，都在悠远的钟声里。这出戏体现了讲道德是一个人精神的超大力量，是灵魂中的巨额财富，它能获得自身的荣耀和社会的尊重，因此，“德者得也”。《花旦当家》的县剧团小花旦林小妹，为了保护民间文化，大胆地竞选村官，利用芝麻粒大的权力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并且勇于承担风险，体现了80后青年的宏大志向和担当精神。《月亮粑粑》中老秦老师故去后，他的女儿秦雅云自愿接下爹爹的班，到“鸟不拉屎的山坳坳”来当代课老师。三十年后小秦老师老了，腰病不断地摧残着她的健康，她的丈夫郑昌生问道：“晓不晓得‘坚持’两个字怎么写？几撇几捺，几竖几横？”秦雅云长年坚持在穷乡僻壤，坚持在白云深处，腰伤无钱治，学生有人教，她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孩子们。这份“坚持”沉甸甸、火辣辣，小秦老师代课的经历，浸透了历史的沧桑感和社会的使命感，是她人生苦味的低吟，也是她人生壮丽的高唱。《我叫马翠花》中的马翠花是农村青年，他充满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渴望，到城市寻梦。他帮刘青衣上树抓猫，被黄花放诬为偷看她洗澡，刚当一个小时的保安就下岗了。他关照一个流浪儿童马蛋，却被业主委员会认定遗弃亲生子，马翠花只好把马蛋收留下来当作亲子抚养。在山洪暴发之际，他救了36个小学生。由于马翠花善良、质朴、实在、讲仁讲义讲道德，社区分给他一套廉租房，说明是金子放在哪里都发光。过去的农民工题材，多属于农民工维权，例如老板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农民工伤亡事故的赔偿引起的纠纷。而马翠花进城却是直面城市社会的各种挑战，非常艰苦。而就农民工自身来说，他们身子进了城，思想是否也进了城，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马翠花一系列的优秀表现，说明他已经融入城市社会，取得了城里人对他的信任和尊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京剧《党的女儿》反映红军在撤离江西苏区后，白匪疯狂反扑，区委书记马家辉叛变。田玉梅坚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建立党小组，与叛徒周旋，揭露其真相，并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终于将盐粮藏匿地点派人送信给游击队，粉碎了敌人的计划，为此，她献出了年青的生命，表现了党的女儿对敌人的坚强，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坚定，对革命的坚贞。京剧《西安事变》表现的是众所熟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一个在三十年中屡有电影、电视和许多戏剧作品都创作过的老旧题材，今天重新构思，需要有创新精神。全剧很好地运用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真实感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即在重大历史事件上，采取真实性的视角反映历史，但在某些情节上又采取历史真实感的意象表达，例如“酒会”一场，当年张、杨并没为从延安远道而来的周恩来举行公开而隆重的欢迎酒会，因为当时乱纷纷，来不及做礼仪安排。但周恩来要正面回应社会上各方面对中共的挑战和提问，因此“酒会”虽然不一定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具有历史的真实感，观众接受“酒会”，以凸显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念。

    近两年的新编历史剧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越剧《屈原》和婺剧《宫锦袍》是根据史实创作的。《屈原》反映战国后期，秦的“连横”和楚的“合纵”的较量，屈原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为楚国的衰落而忧愤，为人民的苦难而痛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个人的悲剧命运与楚国衰亡的国运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叹息。这出戏具有厚重、苍凉和悲戚的意蕴，屈原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清者自清的人格，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宫锦袍》中武则天乾纲独断，狄仁杰敢讲真话，他们之间必然产生碰撞。这出戏通过武则天对狄仁杰的赐袍、还袍、补袍、哭袍等情节，展示了武则天与狄仁杰经过碰撞和融合，武则天在政治上把狄仁杰作为知己，思想上作为知音，表现了两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作为人君，要有气度和胸怀听真话，甚至听冒犯的真话；作为人臣，为了国家利益，要敢于说真话，讲逆耳之言。这是这出戏的启迪意义。

    上述八出戏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十分卓著，不论是当代题材或历史题材，都感知冷暖，反映心声，传递正能量，在全社会唱响人性美、正气歌。但仍有加工提高的空间，例如《小镇》的结尾，朱文轩坦承自己不是三十年前的救助者，他声言：“救助者另有其人。”此语一出，本该掷地有声，却毫无反应。姚瑶就是专门来寻访当年的救助者的，为什么不抓住机会问个究竟呢？小镇人为什么不追问救助者到底是谁呢？戏的针线还需密实。《花旦当家》中，十个村都要搬迁，理由是住户有些分散。其实农村地多，集中盖一些房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政策：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才能搬迁。但戏中的十个村庄基本上坐落在大江的东西南北，大凡靠江的村庄，一般来讲自然条件都比较好，不应纳入搬迁范围。因此，戏中的搬迁作为戏剧冲突的前提，尚欠合理。在大山里的代课老师在现实生活中不但要教学，中午还要给学生做饭，下大雨桥被冲垮了，还要绕很远的山路送学生回家。《月亮粑粑》中如能展现小秦老师对学生具有母亲般的情怀，则人物会更加丰满。《我叫马翠花》中马翠花被诬偷看女人洗澡，被迫认流浪儿童马蛋为亲生子，山洪暴发抢救小学生，这三件事要加强内在联系，使戏的结构更集中一些。《党的女儿》在田玉梅被叛徒诬为叛徒时，百口莫辩，群众一时间也看不清真相。她经受的心灵折磨、蹂躏，她的痛苦、煎熬，表现得应该更细致和深入一些。《西安事变》中张、杨对发动事变前商议怎样处理被扣的蒋介石，是杀是关是放，应该有预案，事变后对时局应该怎样把握，蒋介石当时的独特心理以及对自己命运的判断，凡此种种军国大事，似应更丰富一些。《屈原》中张仪欺骗楚怀王，只要楚与齐断交，秦愿给楚六百里土地，并且张仪还写下血书。其实张仪是个狡猾的政治家，决不会冒傻气给楚国留下文字把柄。《宫锦袍》里武则天获知狄仁杰竟死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追悔莫及，痛下“罪己诏”。但据史载，武则天从未下过“罪己诏”。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似应观照史实为宜。

    八出戏所在的剧院团，之所以取得优异的成就，与中央、省、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有直接关系，也与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有密切关系。就剧院团本身来说，他们的努力拼搏，刻苦训练，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小镇》中朱文轩悔过自新、痛彻检讨的一大段数板、垛板，唱腔非常急促，吐字如炒豆，主演陈明矿练了两千多遍，才取得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强烈的演出效果。为了演好《月亮粑粑》，主创人员两次到湖南山区体验生活，前后半个月，他们找当地的代课老师、正式老师、学生、家长、村长等，与他们谈乡村的教育问题，了解代课老师的甘苦。王阳娟饰演的小秦老师那样质朴、艰辛、善良，都是从生活中汲取的滋养。《我叫马翠花》是一出别开生面的喜剧，湖南花鼓戏剧院的领导亲自找剧本，先听作者讲故事，然后再请作者写故事，剧本脱稿后又召开座谈会，听取修改意见。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鄢福初说，湖南这几年的戏剧创作主要是抓剧本创作，实行“剧本三论证”：1、思想性、艺术性论证；2、创作生产可行性论证；3、效益论证。有了“三论证”，剧本的创作就比较扎实。在《党的女儿》中，国家京剧院安排一批青年才俊挑大梁，为了演好这出戏，主创团队到江西井冈山、瑞金、兴国等当年苏区革命根据地体验生活，搜集历史资料，聆听苏区故事，感受苏区精神，所以戏演得真实生动。女子越剧演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屈原，难度很大，绍兴小百花越剧团以这出戏开拓了越剧新视野。《宫锦袍》中饰演武则天的陈美兰，长期在一系列戏中扮演中青年妇女，但《宫锦袍》中武则天称帝一出场就是六十七岁的垂垂暮年，这是对陈美兰的挑战。她演武则天基本上是以大青衣为主，兼收老旦的形质。此戏一出炉，就受到观众的欢迎，在金华中国婺剧院首轮演出12场，场场爆满。周围市县的观众，自发地包大客车来看戏。

    以上八出戏所属的剧院团，都是大力抓创作取得的优异成绩。创作不仅是编剧的任务，也是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灯光、服饰、化妆等戏曲工作者集体的任务，是各部门的共同职责。我们一定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生产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自觉地服务于文化市场与广大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