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创新引领北京社会治理走在前列

    从社会领域党建到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从城市管理网格化到“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北京社会治理工作一直根据人民群众需求和首都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孟营，以期从学者视角发掘北京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探讨如何推进大城市社会治理。

    记者：北京社会领域党建工作近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您认为这是基于何种考量？

    赵孟营：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七一”讲话中关于党的建设有一个重要论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近年来北京市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一论述的科学性。

    从治国理政的意义上讲，党的建设，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二是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有效性。就巩固执政合法性方面而言，北京市通过促进基层社区一级党组织建设来强化党和城市基层居民的直接联系、通过建立街道（乡镇）一级社会工作党委来强化党的民生政策在城市基层的实现。就提升党的执政有效性方面而言，北京市通过社区党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党建等多点并进的办法，初步实现了党的领导在社会领域的全面覆盖。

    记者：北京社会建设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您认为北京社会建设工作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赵孟营：我认为最主要特色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初步建构了社会领域的现代化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体现在理念、规范、机构、设施四个方面。

    在理念方面，北京社会建设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精神。在规范方面，北京出台的系列文件较为完整地勾勒了社会建设的原则、要求、方法、标准、措施。在机构方面，北京已经形成了从市级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到基层社区两委一站的完整领导系统。在设施方面，北京已经初步打造了相对完整的民生领域的空间体系和直接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空间体系、设备体系。

    记者：北京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工作有哪些突出亮点？

    赵孟营：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整体局面来看，最值得肯定的还是机制创新。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是领导机制创新和工作机制创新。

    领导机制创新成功经验是在市区两级设立统筹协调社会领域工作的社会工作委员会和社会建设办公室。在目前条件下，这一领导机制因应了两个难题：一是剩余难题，二是统合难题。所谓剩余难题是指现有政府部门不愿管、不能管、不知管的那些公共事务，特别是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些事务特点是“小问题、大影响”，极易诱发社会对立。所谓统合难题是，现有政府部门各管一摊，看起来分工明确、井井有条，但是落实到基层社区时往往效率低下，居民真正遇到难题有时候并不能获得及时解决。北京市新的领导机制一方面“拾遗补阙”，另一方面“统筹协调”，为解决这两个难题提供了一个积极方案。

    工作机制创新的成功经验是积极培育多元主体机制。一是创造性地确立了“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作机制。盘活了沉淀多年的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化解了群团组织的尴尬境遇，最主要的是预防了社会组织发展出现“一放就乱”的局面。二是创造性地确立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工作机制。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服务供给和居民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促进了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三是确立了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工作机制。有利于培育城市居民的公共意识，激励他们承担公民责任。

    记者：北京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对于全国大城市治理具有哪些借鉴意义？作为全国率先制定“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的地区，该规划将产生何种影响？

    赵孟营：我认为，主要还是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因为每个城市的实践难题不同，解决方案也会有所区别。从方法论上看，以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引领顶层设计、系统化的制度安排、因地制宜的机制创新这三点是完全可供借鉴的。

    北京是首善之区，“善治”是首善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规划第一次为善治的实现描绘了基本图景，对北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既具有历史开拓性价值又具有历史转折性价值。这个规划描绘了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线图，在全国范围来看，还是第一次。

    （本报记者 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