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出发了，红色战士一对一对地由各个村庄涌现出来，马声、担子声、步伐声、歌声，相互错杂着……红军家属和儿童团的小弟弟们，一堆堆地站在路旁欢送。”
“到外面要谨慎，要听负责同志的指挥。”
“哥哥多捉几个师长回来啊！”
“夜幕开始笼罩了大地。正在起着晚烟的村庄，黄透了的田野，葱翠的山林，渐渐地模糊，在队伍的后面消逝了。”
——被毛泽东戏称为“加仑将军”的红军老战士彭加伦，在文章《别》里，这样回忆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10日黄昏启程的远征。
这一别，成千上万的人开始用脚板丈量千山万水；
这一别，多少青春少年再也没能踏上回家的路。
鲜血，染红了旗帜；名字，镌刻进历史。这场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大转移，竟成了后来举世闻名的“长征”。
没有人想到，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没有想到，“长追”的蒋介石也没有想到。作为失败者，蒋介石不胜感慨：“我军长途追剿，从中枢到边陲，从西南到西北，迢迢万里，沿途追击、截击、堵击共军的行动……诚为我军历史上的空前壮举。”这不啻为对红军长征的褒奖。
在人类远征史上，红军长征绝无仅有：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共经过14个省份，总行程6.5万余里；仅从红一方面军来说，235天白天行军，17天夜行军，日均行军74里，平均走365里才能休整一次；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战士牺牲。诚如毛泽东所言：“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是什么？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什么？
习近平说，长征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百科全书。
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四个字：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的选择
——胜负在交手之前就已分出
一个人不可能一觉醒来就变成有理想信念的人，一支队伍也不可能信马由缰就拥有了钢铁般的信仰。
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从十月革命的那声炮响中来。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马克思，这位“现代社会思想之父”，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勾勒出令人神往的壮丽图景。在经历林林总总的“新政”“主义”“运动”的试错之后，历史，为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从革命先驱的无私奉献、甘于牺牲中来。朱德、贺龙、刘伯承、叶剑英等人，投身革命前都曾在旧军队中享有高官厚禄。法国修女对刘伯承这位传说中的“土匪首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惊讶不已。他们有的放弃了“鸦飞不过的田产”，有的背离了“自小熟悉的阶级”，本该顺风顺水，偏向荆棘而行，大可锦衣玉食，却不惜向死而生。“为主义牺牲，为工农死节。”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曾当着成千上万贫苦农民的面，把家里满满一箱子的房契、地契烧掉，大声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了！”他就义时年仅33岁。
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从每一位战士的朴素愿望和艰苦磨砺中来。今年98岁的老红军洪明贵说：“最初，跟随红军是因为有饭吃，慢慢地，看着不断牺牲的战友，我开始明白，他们是为了崇高的理想：没有剥削，人人平等。推翻旧社会，解放全中国。”
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从毛泽东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重要原则中来；从党对红军将士时时刻刻进行的信仰教育中来；从勇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正确领导中来；从严守纪律、身先士卒的巨大感召中来。
当老百姓看见彭德怀这个“顶大的官”扛着借来睡觉的门板，沿街吆喝：“这是谁家的？”；当战士们看见朱德这位“红军之父”笑眯眯地和他们一起打篮球；当蒋介石盛赞红军善待民众：“萝卜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当国民党黔军手拿“双枪”——一支步枪，一支烟枪，而红军却在跋涉中“看后背”学文化时，人们就会明白，红军的理想信念从何而来、去往何方。
其实，只需要考察两个人的信仰选择，就会发现，胜负在交手之前就已分出——
1925年，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调查表时，32岁的毛泽东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当他还是一名穷学生时，他就敢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蒋介石早年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还把儿子送到苏联。他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学三民主义，学中国近代史，学马列主义。然而，蒋终其一生只是在各种主义间流连、徘徊，因而处处饮恨、节节败退。这位下令对被俘共产党人“枪决”“立斩决”“见电立决”的国民党首领，却在夫人的影响下，选择了基督教。
“力胜者可以举大器，智胜者可以断大事，志胜者可以适大愿。”理想信念陶铸了一个人、一支队伍的意志。理想坚定，信念不移，胜负乃见。
理想信念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
——“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叫花子”赢了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一方集中了整个国家的优势资源，兵强马剽；一方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百人仅仅40支枪。敌我力量之比，曾高达40：3。毛泽东将之喻为“叫花子和龙王比宝”。然而，“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在红军这支由革命理想与信念武装的钢铁队伍面前，压力越强，意志越坚；挫折越大，越挫越勇。
很难从世界军事史中找出一支比红军还要年轻的军队：9位元帅长征时平均年龄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战斗员平均不到20岁，14~18岁的占40%。最小的“红小鬼”7岁。常常能见到十几岁就少一只胳膊的小战士，他们依旧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很难还原红军长征路线图，那完全是“一团乱麻”：白天，数万人的队伍在山峦的巨大褶皱中缓慢蠕动；夜晚，高擎的火炬点燃了中国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等人运用长期斗争总结出的十六字诀，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国民党军队饱受其苦，蒋介石说红军“任意窜渡大河巨川”。只是这“任意”背后，有着非比寻常的代价。1935年5月，红军兵临大渡河。蒋介石急调10万大军，准备将“赤匪”一举围歼在石达开覆灭之地。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命令：一天之内必须暴走240里，夺取泸定桥。那一夜暴雨瓢泼，伸手不见五指。红军在崖壁凿出的崎岖小道上急行军，一脚踏空就会跌得粉身碎骨。党员被分散到战士们中间，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身上，同生共死。饿了就边跑边让战士们喝一口雨水，再嚼一口生大米。泸定桥上光溜溜的十三根铁索摇摇晃晃。铁索下是万丈深渊。敌人叫嚣：“有种你们飞过来！”22位红军勇士硬是冒着弹雨，一手握枪，一手抓索，毫无畏惧地向对岸靠近。
很难找到比红军还要巨大的牺牲：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6万人锐减至3万人；10922人的第八军团，战斗人员仅剩600余人，“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赣州水口一战，双方肉搏，河水因注入太多的鲜血而流动迟缓。红六军团甘溪羊东坳一战，400位农民花了整整一天，才将红军遗体全部掩埋。
还有更大的牺牲：1934—1937年，苏区被国民党杀害的红军家属达80万人。徐海东家族被杀66人。贺龙一家被杀100多人。
最令人悲伤的是女红军的生产。在严寒的行军途中，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第四个孩子艰难降生了，这个可怜的女婴还来不及喝上一口母乳，就被迫送给深山孤零零的一位瞎眼老婆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分娩时，疼得打滚，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下令：“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战士们就在几百米远的地方殊死阻击两个小时后，孩子出生了。有官兵埋怨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董振堂火了，他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两年后，这位军团长壮烈牺牲，国民党将领马步芳割下他的头颅，挂在城门上。这让人想起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的话——人类最震撼的秉性，就在于为他人而工作，为后代而牺牲。
红军强渡乌江后，逃回来的黔军都说，红军个个身穿盔甲，骑着“水马”，行走江上如履平地。
什么是理想？什么是信念？契诃夫说，“当喉咙发干时，会有连大海也可以一饮而尽的气概”。
理想信念战胜大自然的严酷考验
——高擎在雪山上的胳膊，那是矗立在人间的理想
红军翻越海拔5100多米的党岭雪山时，很多人因缺氧、劳累、饥饿、寒冷而死去。后续部队在山崖下发现露在雪外的一只胳膊，拳头紧握，掰开一看，手里握着党证和一块银圆，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党员，1933年2月入党。”
骨瘦如柴的红军来到松潘草地时，眼前鲜花荡漾。然而，鲜花和青草，掩盖着可以把人和马匹瞬间吞噬的沼泽。“草地气候甚为恶劣，年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雨雪冰雹来去无常，时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昼夜温差极大，早上起来，不少战士与地面冻在一起。
敌人的骑兵造成巨大威胁。更难的是，红军因饥饿减员严重。有的战士甚至从粪便里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洗净了充饥。贺龙命令党员成立“野菜试吃组”，把有毒和无毒的野菜甄别出来。不少党员因此而牺牲。
开国上将王平生前回忆，大部队过了草地之后，彭德怀说，还有队伍没跟上来，让他回去找。王平带着一个营走到班佑河边，远远看见几百个小战士背靠背地睡着了。他勃然大怒，大喊，无应答；上前推他们，推一个，倒一个。原来，这700多个小战士在睡梦中死去了。几十年后，很少流泪的老将军讲到这里，禁不住老泪纵横：“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鸟都不飞，鸟都不叫。我把他们一个个放平。他们还都是一群孩子呀！”
据记载，死于草地的红军不下一万人。很多战士念着家乡的名字死去了。
大自然如此严酷，也没能打垮这支有着坚强理想信念的队伍。
老红军颜文斌将军回忆：“过草地时，我再也走不动了，躺在地上等死。朦胧中传来马蹄声。一位首长经过，他从干粮袋里倒出仅有的半碗炒面，送给我：‘你这是饿的，快吃吧！’望着比黄金还要贵重的炒面，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夺眶而出：‘不，不，首长，我吃了，您吃什么啊？’首长亲切地说：‘我们都是阶级兄弟，生死要在一起啊！’听完首长的话，我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这碗救命的炒面，我是和着泪水吃完的……”
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病号；彭德怀杀了自己心爱的战马；每到宿营地，独臂师长贺炳炎都会牵着马回去找掉队的战士；知道自己不行了，为了不拖累大家，伤病员把草盖在脸上，不让收容队发现……
愚公移山，惧其不已。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永远不能明白，他们要剿灭的并不是一群“匪”，而是矗立在人间的一种信念、一种主义、一种理想；肉体可以消灭，但精神与天地同在。
理想信念战胜党内错误路线
——张国焘叛党投敌时，连自己的警卫员都带不走
没有理论指导的军队，只会是散兵游勇；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军事行动，往往以失败收场。周恩来曾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党内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凭着党能够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一次次“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鼎盛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面积达4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3000万。这一切，葬送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奉行逃跑主义，使红军折戟湘江。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被排挤成边缘人，差一点未能参加长征；他提出的正确主张，屡屡遭到那些所谓“正宗布尔什维克”的拒绝。
红旗还能打多久？消极、怀疑的情绪在弥漫。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中国革命艰难地迎来了历史转折——遵义会议的召开，实质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极其策略地回避了对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对坚持错误主张的博古、李德，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他们继续参与中央领导，有力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和团结。
同张国焘的“南下与北上”之争，是毛泽东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时，毛泽东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作用；同时也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甚至在张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峻时刻，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大局，仍然以极大的冷静，说服中央不要开除张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1938年初，张国焘跳上国民党的汽车，背叛信仰、叛党投敌时，连自己的警卫员都带不走。
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但我们的新长征才刚刚开始
2000年，美国出版《人类1000年》一书，归纳了影响世界的100件大事，长征位列其中。理由是“长征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了人类进程。它告诉人们，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可贵的就是永不言败，就是顽强不屈，就是高举信仰的旗帜、理想的火炬，不达目标绝不罢休”。
今天，我们可以说，长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学甚至政治学的边界。这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发生于中日甲午战争整整40年后。红军是那样英勇，那样坚强，那样无私，那样藐视一切苦难和死亡，一扫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百年来腐朽、守旧、毫无精气神的衰败气象，一扫国人懦弱、麻木、卑微“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的精神阴霾。它是一个5000多年古老民族在精神上的复兴，青春勃发，百折不回。它挥扬着抗日救国的大旗，开启了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的历史新页。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信念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的鲜活注解。它以洪荒之力，标注了人类在突破体能极限和意志极限之后，凭借信仰所能达到的新的高度。“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献给人类精神宇宙一次壮丽的日出。所以，有人说：“长征赋予了中华民族许多世纪以来未曾见到过的、异乎寻常的团结和非凡气概。”
最为重要的是，长征淬炼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标志着党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
在长征结束半个世纪之后，当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带着全家，带着脑海中的长征传奇，来到大渡河的悬崖边时，他震惊了：“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军歌飘远，硝烟散去。山峦肃穆，河水深流。时间像个沉默的老人，一言不发。只有山岩上斑驳的弹痕，只有墓碑上模糊的字迹，只有老红军身体里残留的弹片，述说着那段悲壮而伟大的历史。
“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与后世讴歌和爱护。”
那场80年前胜利的远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凝聚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人类一切美好光辉的品质，都可以从长征精神中找到”。
长征精神形成于长征全过程，却蕴涵着中国共产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伟业、建设新中国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全部精神要素，由此衍生出一个强大的“精神谱系”：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抗洪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中国精神……一经植入理想信念这种强大的精神基因，这支军队，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数易其名而不忘初心；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北上抗日，从解放全中国到抗美援朝，从投身改革开放洪流到为国家利益的拓展提供强力支撑和保障，无论风云变幻，始终不辱使命，本色不改。红军老战士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坚持信念、逆境奋斗的革命传统和艰苦朴素的良好家风，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黄金般的品质。
习近平说：“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
没有了敌军的围追堵截，没有了雪山草地的严酷考验，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我们的征途依然艰险：改革深水区之暗礁，反腐倡廉之严峻，经济转型之艰难，扶贫工作之急迫，国际形势之复杂……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新的长征，才刚刚开始。
习近平说：“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不忘初心，不忘入党誓言，不忘红军的舍生忘死、前赴后继，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
理想若星辰，红星照我去战斗。
信念如长风，直挂云帆济沧海。
（本报记者 邓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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