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胶卷

    【我的第一台照相机】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刻，我并不是很开心。背上行囊出发的上午，镇上的街坊们闻讯家家放鞭炮庆贺送行，我却愈发忐忑。十一年前那条街道，走起来真长。

    直到上了火车，我才松了一口气，窗外变化的景色告诉我，我即将独自面对完全陌生的北方，以及一个不太满意的学校。

    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包里那台照相机。

    我哥上大学的时候有摄影这门课程，学生们统一买了凤凰牌的胶片相机，学了一阵，没毕业就顺手送我了。从装胶卷到调焦纯手动，也没人指导，就自己偶尔拿出来玩玩。这个相机成了唯一让我觉得跟自己选择的新闻专业有联系的物件。当时数码相机已经开始在学生手里流行，相比之下，胶片相机虽然笨重，但看起来显得高级。装胶片合上后盖“咔嗒”一声脆响，按动快门后的“咔嚓”声，听起来都是一种享受。

    除了洗照片的时候。

    高三暑假时我兴致勃勃地拍过一卷乐凯胶卷，带着院子里的小伙伴周骥一起，沿着万乡河，走到沙坪村，看到倒在河边的老树，就让周骥站上去当模特；看到田里的牛懒洋洋的，就走过去按一张；村里的老屋墙头雕刻着古朴的花纹，也凑上去拍下来。胶片的感光度是100，快门、光圈以及对焦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调，我手上没拿说明书，也就猜个大概。拍了30多张，还剩几张胶片，回到家让我妈站到天台上给她拍了一张灿烂笑容，然后拿到镇上给照相馆的唐伯伯，请他洗出来。

    我爸去取相片的时候，唐伯伯说，孩子这些照片大多数没拍上，只洗出来十几张。他收了一半冲洗费。我有点沮丧，好在妈妈那张照片效果不错，她很喜欢，说儿子最会让她笑。这是我第一次给她照相。

    再次冲洗照片是在大学校园里。

    那是到北方后第一场大雪，我在图书馆勤工俭学，正整理书架，听得外面一阵激动，一看，嚯，这雪片凶悍得很，不一会就把地面给盖上了。等我下班，雪已经厚了。舍友张锐是四川人，见雪也兴奋，呼朋引伴一起玩雪，我赶紧去宿舍拿上相机，大家一起拍照去！到操场，只见一片纯净，我们成了第一批“破坏者”，在平整的雪地上四处奔跑，张锐就势躺下，摆成个“大”字让我拍，同行的长发美女少不得拍几张雪地倩影。相机上的数字显示已经拍了38张，我尝试着继续拨动拉杆，居然还能动，就这样数字走到了42，我觉得奇了，这胶卷能多拍这么多张？

    宿舍楼下的冲印店在两天后给了我答案：“同学，你怎么把空胶卷给我了？啥也没有啊！”我脑袋嗡一下，使劲回忆，难道是装胶卷的时候就松掉了？怎么会呢？

    事实上，机盒里的胶卷一直没动，所以数字走到顶了拉杆也能转动，而不是卡住。唉，我浪费了朋友们多少表情呢。

    张锐很快有了一个松下牌的数码卡片机，但他不爱用。他说，我不喜欢拍别人，喜欢被拍，要不你就用这个相机把我拍好吧。于是他这个相机就成了我最常用的机器，我用它记录了大多数的校园时光。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打消了换到英语系的念头，坚定了继续学习新闻专业的想法。

    我没觉得自己对摄影多么在行，更没想过要以此为业。直到因为这点爱好走入报社后成为专职摄影人，我也没有添置过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相机，手机相机除外。我对于摄影专业有种畏惧，那种畏惧之后在前辈徐大爷的引导下逐渐被扫除干净，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到青海省囊谦县工作的一年，我在当地的寄宿制小学开设了一个新闻兴趣班，摄影课是他们最爱的课程。他们不知道胶卷是什么，却对照片非常熟悉，多数孩子的父母都爱用手机拍照。我重点教会他们用图片传递信息，用相机记录校园内外的生活。走之前，我将一些小数码相机交给这些藏族学生，希望“第一台相机”能引导他们，去发现更多属于高原的独特魅力。

    相机是用“单眼”看世界，既能记录真实，也能呈现新奇。从摄影出发，我对司空见惯的事物产生了许多新的思考。第一台相机已经在老家的柜子里压箱底，一同积压的，还有那些并不存在于胶片上的雪地身影，以及迟早要被遗忘的青葱岁月。连接它们的，只有绵长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