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物画闪耀现实的光芒

    作为最古老的画种，人物画曾在汉唐光耀画坛，元代随着文人画的兴起，传神、载道的人物画让位于畅神、悟道的山水和花鸟画，此后的千年间，人物画渐趋式微。随着20世纪的到来，人物画成为中国画坛成就最高的画种，画家之众，作品之精，堪称空前，其根源来自于现实的光芒照耀。脱离现实，陈陈相因，是传统人物画衰败的缘由；关注现实，勇于创新，则是现代人物画振兴的关键。近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展出的“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通过百位艺术家280余件代表性作品的展示，基本呈现20世纪以来中国人物画的现代复兴之路。此展是中华艺术宫2016年“同行”大型系列展主题大展，并入选文化部2016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20世纪以来，人物画家的人数超过古典时期人物画家的总和，人物画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如何遴选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系统呈现人物画的现代复兴之路，描摹百年来中国人的精神演进史，同时反映中国人物画语言变革的发展脉络，是此次展览策划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20世纪初期至21世纪初期近百年的历史，中国现代人物画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保持着相同的脉动。20世纪初期，新的时代思潮冲击封建旧文化，隐逸、遁世的文人画观念受到质疑，积极、入世的艺术得到提倡。以陈师曾、丰子恺、齐白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冲出摹古的怪圈，以现实人物为表现对象，在人物画中高歌红尘悲欢，表现俗世情怀。他们的作品一扫传统人物画的孤高荒寒之气，标志着中国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此次展览中来自北京画院的齐白石藏品和上海中国画院的丰子恺藏品，南北辉映，将观众带入一个充满人间情味的艺术世界。此次展出丰子恺的《家家扶得醉人归》，描写了两对夫妇微醺相依的情态，画面荡漾着幸福祥和之气。

    如果说20世纪初期人物画中的“人间情味”标志着人物画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那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民间疾苦”的表现则是现代人物画发展的关键时期。因为波澜壮阔的民族救亡运动不仅使得大批艺术家直面苦难的现实，创作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人物画作品，而且徐悲鸿、蒋兆和等人取法西方写实主义的融合中西的艺术实践还推动了人物画乃至中国画的革新进程。其中，蒋兆和的《与阿Q像》《流浪的小子》等藏品是大家难得一见的代表作。蒋兆和在艺术观念上深受徐悲鸿影响，并率先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实人物画创作，完成于1938年的《与阿Q像》是其肖像画代表作，体现了他强化中国笔墨表现力的成功探索，他在塑造其面部时，以皴擦代替了湿笔渲染，使人物的体态结构被塑造得结实有力，同时不失笔墨韵味。

    1949年至1979年的中国人物画作品是人物画创作的现实主义时期，歌颂祖国新面貌，表现工农兵新风采，写实水墨人物画以特有的形式表达对时代与生活的礼赞。这个时期的人物画代表作大多珍藏在中国美术馆，20余件馆藏精品是此次展览的亮点之一。

时代与生活的礼赞

    中国现代人物画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创立与发展。传统写意人物画注重画家主观情感的表现，强调畅神和怡情，而弱化了传神与载道。新的时代需要艺术反映现实，写实水墨人物画应运而生，徐悲鸿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悲鸿写实教育体系与来自延安的革命写实传统，以及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者融合，由此产生“徐悲鸿学派”和“写实水墨画”，在中国形成强大的写实阵营，并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画坛之主流。写实水墨人物画大致分为南北两派，北方以“徐悲鸿学派”为代表（此学派以徐悲鸿和蒋兆和为开拓者，亦称“徐蒋体系”），南方以“新浙派人物画”为代表。“徐蒋体系”的写实水墨人物画，重视人物形象塑造，强调造型的写实性，笔墨服务于造型。徐悲鸿力倡写实主义，并以人物画入手复兴中国画艺术，其人物画代表作有《九方皋》《愚公移山》《泰戈尔像》《印度妇人像》《李印泉像》等。

    与北方“徐悲鸿学派”相对的是南方的“新浙派人物画”。与徐悲鸿学派相比，少了素描味，多了传统水墨的韵致，更贴近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其开拓者有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等。其中，尤以方增先的影响较大。他不仅在五六十年代创作了《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等写实水墨人物画的代表作，而且善于总结画理画法，他是继徐悲鸿、蒋兆和之后写实水墨人物画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平衡笔墨与造型的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突破。“新浙派人物画”的第二代艺术家继承了这一流派的优良传统，并在表现现实的深刻性和笔墨的丰富性上不断探索，代表人物有冯远、刘国辉、吴山明等。

    除了写实水墨人物画在歌颂新时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工笔画也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传统的工笔人物画家面临着如何将传统技法与时代内容有机结合的问题，徐燕孙、潘絜兹、吴光宇、陈缘督、白雪石、陈少梅、任率英、王叔晖、陆鸿年、程十发、刘旦宅、陆俨少、钱松喦等均有突出的表现，他们一方面继续自己所擅长的传统题材人物画创作，同时赋予传统题材积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传统人物画家积极投入现实生活的怀抱，创作反映新人新貌的新人物画。新工笔画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和浓郁的时代气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中华艺术宫珍藏的林风眠作品，在此次展览中也作为独立的单元予以呈现。林风眠的水墨人物画调和了法国印象主义、原始主义的色彩和中国传统水墨的韵味以及民间美术的朴拙，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自成一体。林风眠的彩墨人物画在艺术反映现实方面虽与时代主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他对于人物画形式语言的现代性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

思想与语言的自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物画呈现更富活力的探索态势，人物画家在思想与语言两个层面逐步走向自觉。思想上的自觉体现于作品中深厚的人文内涵或深刻的批判色彩；语言上的自觉体现为突破写实性的单一手法，表现性和写意性手法得到拓展。一些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人物画家创作了一批体现自强不息民族精神之作，表达对这片土地真挚的情感。他们对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表现，不再停留在表面的客观再现，而是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作品具有强烈的悲悯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代表性作品有周思聪《人民和总理》、杨力舟和王迎春合作的《黄河组画》、冯远《屈赋辞意图》、韩硕《热血》、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赵奇《九一八》、袁武《抗联组画》等。

    思想上的自觉还体现于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色彩。新时期以来，一批对艺术和人生具有深刻认识的人物画家，显示了他们思想型艺术家的理论高度，同时，他们将这一高度转化为作品中的批判性锋芒，这种批判色彩在都市题材人物画中尤为突出。以刘庆和、李孝萱等艺术家以调侃、辛辣的笔调，表达着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反思与批判，揭示都市生活的焦虑与无助。对都市生活的批判实际上是他们对当代人生存困惑的关注。

    语言上的自觉首先体现为表现性水墨人物画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表现主义以其强烈的象征寓意性吸引大批中国画家，他们逐步摒弃写实手法，脱离客观叙事，以变形夸张的水墨语言表达主观感受。周思聪、卢沉夫妇合作的《矿工图》组画，是表现性人物画的经典之作，施大畏的《洗礼——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削弱了主题性人物画的文学性，强化作品的主观表现性，追求交响乐般的雄壮和恢弘气象。

    语言上的自觉还体现在写意性水墨人物画的振兴。在对传统的反顾之中，水墨的写意精神成为中国画家孜孜以求的重点，对传统意象造型法则的重新解读以及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自由借鉴，使得写意性水墨人物画得到新的发展，比如田黎明对印象派光影和传统没骨画法的融合，张培成对西方构成主义和中国民间美术的融合都是成功的例证。写意水墨人物画在戏曲题材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戏曲的高度概括性与水墨的写意性具有某种契合之处，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关良开创戏曲人物画时，即继承了传统简笔水墨的写意精神，笔墨简练，意味无穷。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振庚、韩羽、马书林等诸多艺术家，在戏曲人物画创作上表现出新的探索。他们对传统写意精神的再度挖掘，对自我情感的自由表达，对个性化和时代性的强烈追求，使得新时期的写意水墨人物画在语言自觉的层面上取得可喜的成绩。

    现实的光芒照耀着艺术的天宇，艺术的光芒辉映着现实的苍穹。“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基本反映了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艺术的变革与创新，展览呈现的不仅是中国现代人物画异彩纷呈的发展概貌，更从艺术的角度反映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