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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在中国美术馆“大墨苍茫——袁武水墨人物画作品展”上，一幅名为《牺牲》的作品深深地震撼了我。
这幅画由远景和近景两部分构成。远处是一片被掩映于白雪中的大好河山，近处是一位已经牺牲的抗联年轻战士，正被大雪一点点掩埋。一支枪带着无声的战斗意志斜卧在他身边，除了几株荒草点嵌，画面是一片冷寂的白。站在画前，感觉到画中的大雪还在下，也许再过几个小时，这位无名战士就会长眠于冬雪之下。大地只留下一片银色苍茫。
说到抗联，马上就会想到李兆麟的《露营之歌》：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我第一次接触这首歌是1972年。我还记得那一天拿到手中的是一本很旧很旧的小说。轮到我读这本书时，它已经没有了封面、目录，没有了开头部分也没有最后结尾，用牛皮纸裱糊的书皮上，有人用钢笔写着五个字——“老共青团员”。就是在这本无头无尾的《老共青团员》中，透过作者那支笔，围在篝火边的一群抗联战士和他们低沉的歌声，在我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看到袁武描写抗联的画作，我的头脑中出现的就是这首《露营之歌》。与此同时，还会涌现出很多简单而又本质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抗联是什么？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抗联是什么？
我想起在战场上英名素著的粟裕大将写过的一首诗：“新四军，胆气豪，不畏艰苦与疲劳，七十里之遥，雪夜奔袭芜湖郊。伪军无处逃，伤毙满沟，活捉四十余，步枪四五十条，机枪三挺，驳壳十余条，还有大刀。日伪军旗，脚踏车、大衣与皮袍，军用品，用箩挑。汉奸远逃，敌伪心愁，广大人民兴高，同声咒骂汉奸罪不可饶！”这是粟裕大将当年为官陡门战斗胜利题写的诗章，是最真实的战争文学。
官陡门，位于安徽芜湖附近。时驻有伪军200余人，据点四周河沟交叉，易守难攻。官陡门战斗打的就是这些伪军。这次战斗，恐怕很难入那些动辄让自己镜头下的抗日英雄举枪就打死十几个鬼子的编剧导演的法眼。把几十位俘虏、几十条步枪和三挺机枪以及大刀、日伪军旗、脚踏车、大衣与皮袍甚至用箩挑的军用品都写进诗篇的粟裕大将，在他们看来可能显得太啰唆，显得小家子气，显得缺少气魄，然而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真正的抗战是严酷的，真正的抗战是艰苦的。特别是东北抗联的坚持，更是艰苦的极端。
国步维艰，抗联的斗争内无给养、外无援助，有些普通老百姓都把他们误认为是“胡子”，就是在这样接近绝望的环境里，抗联的英雄们咬紧牙根坚持战斗。他们拿命和侵略者死磕，即便嚼着草根、棉花，依旧不屈地举起枪，打出一颗颗抵抗的子弹。那一场场战斗，流淌的是鲜血，倒下的是生命。而历史就是以英雄们的鲜血和生命为牺牲，艰难地一点点从子时移动向黎明。
作为一位历史学教授，我敢断言：不论到了什么样的年代，抗联不畏强暴、英勇不屈、敢于牺牲的精神，永远是中国人的最宝贵财富。
《牺牲》这幅作品的宝贵之处在于，它的作者和那些习惯用浪漫的目光看历史的人截然不同。作者画抗联首先理解抗联这份精神，内心拥有对于那段历史深深的敬意。作者崇敬那些拿命和侵略者说话的勇士们，直面抗联十五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抗联组画上，那些跋涉于雪野的抗联战士，那些毅然决然发起冲锋的英雄和这幅《牺牲》一起构成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久久地伫立在《牺牲》这幅画前，我想，一个艺术家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个命中注定的话题，那是一种宿命，一种缘分。不理解过去历史的沉重，不了解北方冬天冰天雪地的严酷，没有长时期艺术构思的酝酿，没有一份对生和死自己的领悟，没有一份敬业和家国之爱，都不会有这组“抗联”，不会有这幅《牺牲》。
从美术馆回清华园的路上，难得一片片彩霞布满了西天，而在我的耳边一直有雪花扑簌扑簌落地的声音。在我的内心世界，《牺牲》中的那场大雪一直洋洋洒洒地下着。雪花一点点盖住了画面上那位年轻战士不肯闭合的双眼，盖住了那支步枪，盖住了整个世界。成块成块的大墨团一直是袁武重要的艺术语言，但在《牺牲》这幅画上，画家却惜墨如金，画面一片缟素。
历史上有多少勇士就这样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地倒在激战的岁月，他们连名字都不曾留下。而正因为这无数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才有这个民族的今天。对于纪念那场黑土地上艰苦卓绝的斗争，对于铭记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英雄们，袁武的《牺牲》，是最好的一瓣心香。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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