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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像雪片一样飘来。”9月12日，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开幕，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副院长、我国首个以商业化模式运营的火箭公司董事长张镝以此来形容商业航天发射的受欢迎程度。他表示，航天产业因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常常被视作“花钱”的产业，但随着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破冰，航天技术也可以直接“换钱”了。
“当前全球航天技术的主流已走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必然要进入广泛商业化推广的阶段。”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高红卫说，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商业航天也正在破冰。高红卫介绍，该集团与湖北省武汉市共同建设的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复，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航天产业基地。该基地以发展商业航天为主导，预计到2020年，将形成年产50发运载火箭的能力以及年产140颗商用卫星的能力，力争在2020年产值达到300亿元。
寻求航天发展新经济动力
火箭、卫星、飞行器等航天产品为人类探索太空而生，可以被称作是“硬科技”的集合体，正因如此，这类航天产品通常都耗资巨大。仅就发射火箭而言，最近一直在研发可回收火箭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每次的发射费用为6000万美元，而这已经是较为低廉的价格。
尽管如此，随着航天技术的逐渐成熟，测绘、遥感、通信等领域对航天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工程师李晋湘介绍，美国航天基金会2016年发布的《航天报告》显示，2009年—2015年全球卫星产业由1610亿美元增加至2083亿美元，而这期间卫星应用服务收入由928亿美元增长至1274亿美元，增幅为37.3%。
一方耗资巨大，另外一方却又有强烈的市场需求。因此，寻找合适的商业运营模式，将日趋成熟的航天技术以产业化的方式经营和推广，从而切下这块极具价值的“蛋糕”，就成为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
“航天商业化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主导，将原本主要为政府、军队和国家安全需求服务的航天产品向商业市场开放。”李晋湘说，这样就可以形成具备商业盈利模式的航天市场环境，既以航天技术服务社会民生，同时又为航天事业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火箭、卫星和飞行器这样的“硬科技”真正转化为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真金白银”。
中国商业航天破冰
目前美国的商业航天企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经开始为国际空间站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同时，维珍航空掌门人布兰登拥有的维珍银河公司已经开展了为普通人提供太空旅游服务的业务，而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成立的蓝源公司则在研发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和低轨道飞船，以降低载人航天的成本。
而早在今年2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的国内首家按商业模式开展研发和应用的火箭公司也已注册成功，快舟1号和快舟11号火箭将成为该公司商业发射的主力型号。“快舟1号是为发射小卫星而量身定做的火箭。”张镝说，快舟1号的运载能力为250公斤，进入发射场只需要6人进行维护，在1天内可完成发射，极大地降低了目前市场需求很大的低轨小卫星发射的成本，迄今已经完成了两次商业发射。今年12月还将发射吉林1号03星，而快舟11号的运载能力较快舟1号更大一些，计划于2017年首次发射。
需加快政策法规建设
有统计数据显示，世界商业航天近几年蓬勃发展，从2010年的2616亿美元已经发展到2014年的超过3300亿美元。这其中，除了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对卫星数据的应用也是一个庞大的产业。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天基信息综合应用和产业化应用能力，对这些数据的应用也将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李晋湘说，随着我国北斗、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等重大项目的实施，我国已经具备初步的天基信息综合应用和产业化应用能力，但我国在国家航天数据商业化应用方面的政策和法规尚未形成，对于航天数据的商业化分发、销售、数据分类分级标准都不明确，这使得航天数据分散在各个部门，资源难以共享，应用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
据他介绍，美国2011年投资了名为“国家影像”的地理空间数据整合共享计划，统一收集和分发卫星影像，并允许政府、企业、机构等获取所需的信息资料；在2014年又将商业对地观测卫星的图像分辨率出售限制降低到25厘米。同时，为了鼓励私营企业进入航天产品研制与服务领域，美国不仅在2010年的《国家航天政策》中提出要利用商业航天产品和服务满足政府需求，而且在2015年通过了与商业航天发展相关的《商业航天发展竞争力法》《鼓励私营航空航天竞争力与创业法》等法案。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航天数据应用产业链尚未形成，航天资源的价值挖掘的深度不够。”李晋湘说。他建议应该尽快出台国家商业航天数据商业化应用的相关国家政策和法规，并统筹发展军民航天资源的融合发展，建立国家级的航天数据应用服务体系。对此，高红卫也表示：“商业航天是一个千亿元级的产业，希望国家能加快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建设。”（本报记者 詹 媛 钟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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