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不争，去不留痕

    【故人情】

    得知丛林中去世是几个月前的某夜。老友胡思升从纽约打来电话，说突然得知我们共同的朋友丛林中两年前就走了。我一下子僵了，半晌不语。给柳萌打电话，又在网上查证，才知道他是在2014年8月走的，享年79岁。丛林中是我当年在《人民日报》工作时的同事兼朋友。他身材清瘦，架近视镜，常是思多语稀、深沉内敛，可若谈起重要话题，却滔滔朗朗，语出有典有据，其语言的静美、思维的缜密可谓别具一格。他为人含蓄，最忌张扬，但凭着他的人品文品，还是一步步从记者、编辑走到了记者部主任的位置，并多次获全国新闻奖和报告文学奖。年轻时，论年资，论才情，论声望，我都很难与其比肩，可他对我从来都如师如友如兄长。

    我在人民网上读到了他的遗言：“死去之日，即从世界消失之时。任何通知、讣告、简历、评价、祭奠、追悼等等形式、仪式全部免除，一样也不要。骨灰埋于树下，以做肥料。人是大喊大叫着来到人世，经过数十年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最后最好悄悄离去……”“虽一生平淡，但‘我来过，我努力了’……人活一世，最终归于尘土，想起惠能和尚著名的偈语，我也凑一偈曰：世无菩提树，何来明镜台？一切皆虚妄，我本一尘埃。”

    这就是他，他的文，他的人，他的心，他的遗世之言。上世纪60年代，我们都是《人民日报》的年轻单身汉，同住一室。他崇尚契诃夫，不光对其作品的主旨与审美见地颇深，更感佩其处世为人之风，并深受浸淫。一次谈起对人生的诉求，他说：“我不是天才，也无大志向，做不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如果能让凡我认识的人能因为我的存在而快乐、而有所助益，我就知足了。”此非虚言。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一天晚饭后我们信步走进百货大楼（那时人民日报社还坐落于王府井大街），看着那挺阔舒展的的确良衬衫，我不禁停下脚步。翌日晚上回到宿舍，他亮出一件我心仪的的确良白衬衫让我试试，我羞得无地自容。他兄长般说：“你刚出校门，弟弟妹妹多，我工资比你高又无任何负担！”从此，我有了第一件那个年代时髦的夏装。可对自己，他却自尊自矜得几乎拒人千里。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他已担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我则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和大型文学期刊《小说》主编。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人人都想往文学这座桥上挤，我深知林中有见地有文采，多次向他约稿，他都一再推拖说忙，又说，久弄新闻，文学之水怕是已经枯了，别让你为难。对自己如此，对他的好友亦如此。他的学兄、北影厂文学部主任曹硕龙拿来一部质量很高的书稿，我和他说起此事，他为我俩各自点上一支烟后敛容正色地说：“出书是件严肃的大事，你可不要因为我们的友情而降低标准。”

    他的确常常太过书生气，写作如此，交友如此，甚至恋爱亦如此，他总是将炽情深埋于心，行止稳重优雅。我有时提醒他，有话不说有情不表岂不误事？他倒振振有词：“情到深处，何必诉诸语言。”我哭笑不得。

    书生也有激情迸发之时。一次在北戴河休养，天气阴晴不定，多数人躺在沙滩上犹豫着要不要下海，林中鼓动说：“游泳有什么难！从力学上说，无非是人给水一个作用力，水就给人一个反作用力。”他噌地一跃而起，蹿入大海。可他毕竟不善游泳，两脚一旦探不着海底，便慌了，大喊救命，最后被胡思升拖上岸，还送进附近医院。当我恍如昨日般写着这些青春岁月的悲欢往事时，兄长似乎仍在我眼前。可人世沧桑，难以想象，林中兄已于两年前悄然离开这个世界。

    想起他在遗言中唱和惠能和尚的偈语：世无菩提树，何来明镜台？一切皆虚妄，我本一尘埃。他借佛家的话语说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想的是做人做事，生前不争，死后不留下任何痕迹。写此文我心有惴惴，因为我违背了他的两大遗愿：第一，不要纪念评价；第二，他从来不愿多说自己，我却还在这里喋喋饶舌。如果我兄地下有知，请原谅我的多嘴。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华文文艺家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