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如何“继绝学”

    “为往圣继绝学”是张载使命意识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在表达其学术使命的“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是使命意识的哲学内涵，“为生民立命”是使命意识的政治内涵，“为万世开太平”是使命意识的社会内涵的话，那么，“为往圣继绝学”则是张载使命意识的文化、学术内涵。要理解“为往圣继绝学”的意蕴，首先要了解“往圣”与“绝学”两个词的含义。“往圣”就是已往的、过去的、历史上的圣人，具体所指即是孔子、孟子；“绝学”就是中断了、失传了的学说，具体所指即是孔孟儒学。

    唐、宋时期的一些儒家学人，认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后由孟子传承。而孟子之后，则中断、失传，成了“绝学”。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就明确提出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自从周道衰落，孔子去世以后，秦始皇焚烧诗书，汉初崇尚黄老，佛教盛行于晋、魏、梁、隋之间。那时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入杨朱学派，就归入墨翟学派；不归入道学，就归入佛学。归入了那一家，必然轻视另外一家。尊崇所归入的学派，就贬低所反对的学派；依附归入的学派，就污蔑反对的学派。后世的人想知道儒家仁义道德学说的真谛，就无所遵从了。可见，儒家学说失坠不传，成为绝学，是由秦汉以来焚书坑儒、黄老盛行、佛教流传所导致的结果。张载也基本接受了韩愈这种看法。他认为，由孔孟创立的儒家圣人之学，自两汉以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至五代，千百年间，由于受到佛教、道家的冲击而中衰不彰，一直未能善续先秦儒家的学脉，致使“学绝道丧”。特别是佛氏影响尤烈，“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正蒙·乾称篇》）。为了使儒家的智慧、精神重放光芒，就必须继承和发扬被道、佛等异端思想所中衰了的儒家学说，“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张子语录·语录下》）。为此，他把“为往圣继绝学”确立为自己崇高而宏伟的学术使命。

    为了实现“为往圣继绝学”这一使命，张载对释、道思想特别是佛家思想进行了深入批判。在张载以前，不少儒家学者也批判过佛家，但大多从政治、社会角度进行观照，即批判佛家的政治背离和社会危害。张载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形而上学理论的高度批判佛教思想的哲学家。他批判了佛教“一切唯心”“万法唯识”“以山河大地为见病”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了佛教“死生流转”的“轮回”迷信；批判了佛教“梦幻人世”“以人生为幻妄”的消极人生观；批判了佛教既不“知天”也不“知人”、既未“穷理”也未“悟道”的愚昧主义。对于道家思想，他着重批判了老子“有生于无”“虚能生气”的虚无主义和“循生执有”“长生不老”的生命哲学。针对佛、道的种种谬误，张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中“以气为本”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高扬了传统儒学“乐且不忧”的人生观、“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的道德观、“一天人、合内外”的价值理想以及“不语怪力乱神”的现实理性。

    为了实现“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使命，张载对儒家典籍进行了系统阐释。通过二三十年的精心研读，他对儒家典籍有了深刻的领会，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著之于书，予以阐发。南宋以来学者屡称张载著有“诸经说”，包括《易说》《礼记说》《论语说》《孟子说》《诗说》《仪礼说》《周礼说》等。这些显然都是张载专门的解经著作。即使他的代表作《正蒙》，其实也是他研读儒家经典的心得体会之作。可见，张载把“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使命，努力体现于他一生阐释儒家典籍的治学实践之中。

    为了实现“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使命，张载还在研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建构思想体系，弘扬儒家的仁爱之道。张载家居于千年积雪的巍峨太白山下的横渠镇。三十八岁前在这里苦读深思，五十一岁辞官“谒告西归，居于横渠故居”后，在这里讲学著书，建构思想体系。其时，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写下了大量著作，特别是他的代表作《正蒙》。张载的哲学思想体系包括“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天地之性”的人性论、“德性所知”的认识论和“民胞物与”的价值论。其中，“民胞物与”的价值论是其核心，也是他继承和发展孔孟原始儒学的仁爱之道而形成的思想精髓。“民胞物与”是张载在《西铭》（又名《订顽》）一文中提出的，后来收入《正蒙·乾称篇》。张载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就是说，人与我、物与人，都生在天地之间，都秉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西铭》一文是从儒家经典中摘录文句，篡编、改写而成的。张载利用这些典籍中的文句，以“民胞物与”为轴心，写成了一篇浑然一体的文章。他所依据的典籍包括《周易》《诗经》《中庸》《论语》《孟子》《左传》《礼记》等。由此可以看出，《西铭》一文的体式具有综合儒家经典之精华的特征，而精神核心则是对儒家的“仁民爱物”思想的发展。“民胞物与”直接继承孔、孟“仁民爱物”的思想，并把“仁民爱物”的道德要求提升到了“民胞物与”伦理价值的高度，使道德论命题转化为价值论命题。

    为了实现“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使命，张载还提出了理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命题，建构了理学的基本框架，成为儒家学说的新形态——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理学发展史上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深得以后理学家和统治者的推崇。二程把他与孟子、韩愈相比，朱熹称其学为“精义入神”，说“横渠所说，多有孔孟所未说底”。历代统治者也给予张载很高的荣誉，宋理宗封他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元代赵复立周敦颐祠，以张载与程、朱配祀。明清两代，张载的著作，一直被统治者视为理学经典，作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并先后汇入御纂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由此足见，张载正是以“为往圣继绝学”的重大贡献奠定了他在理学史、儒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为了实现“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使命，张载还从事了“德治礼制”的实践。张载极为重视儒家经典《周礼》，他认为《周礼》体现了儒家的实学精神。他说，“《周礼》是的当之书”，“学得《周礼》，他日有为却做得些实事”。他竭力进谏宋神宗“渐复三代”之礼治，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尽力“以礼立教”，“以礼成德”，“以礼教学者”；着力进行“周礼”的社会实验。张载中进士后，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谓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记载，张载为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严明，“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礼教，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居眉县时，他还与弟子在自己的家乡横渠镇大胆进行了井田制的试验。虽至逝世时也未取得成果，但充分体现了他躬行礼制的践履精神。通过实践，张载总结出了儒学的为政原则，如“为政者在乎足民”“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为政必身倡之”等。

    总之，批异端、释经典、弘仁道、行礼教是张载尽毕生之力为实现“为往圣继绝学”这一使命而奋斗的重要方面。可以说，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张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实现了自己“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使命，为儒学在宋明的复兴和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此，司马光称赞他：“中年更折节，六籍事钻研。羲农及周孔，上下皆贯穿。造次循绳墨，儒行无少愆。师道久废阙，模范几无传。先生力振起，不绝尚联绵。……当令洙泗风，郁郁满秦川。”（《又哀横渠诗》）王夫之赞叹道：“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张子正蒙注·序论》）诚然，张载当时所继的“绝学”仅指以孔孟为宗的传统儒学，但他为传承文化而自觉确立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却有着恒久的启发和感召意义，它既增强着我们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心，激励着我们更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进取心，也坚定着我们弘扬传统文化优势的自信心。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