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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07日 星期日

    与古人对话的艺术

    ——访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刘绍刚

    作者:本报记者 梁若冰 《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07日 11版)
    知命者无咎,有德者不移(书法) 刘绍刚
    愧不足以厕前贤之作(篆刻) 刘绍刚
    冀以存古人之像焉(篆刻) 刘绍刚
    上博简《周易》(刘绍刚提供)
    《子羔》(刘绍刚提供)
    郭店简《尊德义》(刘绍刚提供)
    《语丛》(刘绍刚提供)
    清华简《保训》(刘绍刚提供)

        【底色访谈】

     

        记者:面对着一枚枚楚简、秦简和汉简上古奥、神秘的文字,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无异于天书;但对于您而言,却好像充满着无穷的乐趣。这些楚简主要有哪些内容?

     

        刘绍刚:楚简都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竹简,也就是说,是孟子、荀子、庄子那个时代的竹简。在这些竹简里,有流传至今的文献《老子》《周易》《缁衣》《五行》,有《尚书》的佚篇,更多的是失传已久的文献,像《孔子诗论》和一些战国时期的儒家文献、战国时期的历史、诸子的文献,更发现了诸如周文王的“遗嘱”《保训》《耆夜》中《周武王致毕公诗》以及诸多的先秦文献,用李学勤先生的话说,这些文献连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见过!对于中国历史、学术史、古文字学等各类学科的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面对着这些前人留下来的竹书,解读其中的字句、体会其意味,如同与古人在对话,与先贤在无声地交流。

     

        记者:这些楚简的发现,除了学术价值以外,在书法艺术上应该也有极高的价值吧?楚简文字在篆、隶、楷、行、草中属于哪种书体?它的艺术魅力在哪里?

     

        刘绍刚:如果非要给楚简在五种书体中找一个归属,只能归于“篆”,因为凡是秦以前的文字,包括金文、甲骨文,现在谈书法的人都只能归到“篆”里面。但如果准确一点说,它应该叫“古文”。古文在中国的文字和书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字体。《说文叙》中说新莽时期的“六书”,第一就是古文,主要来源是“孔子壁中书”,这是汉代发现的一批战国简。公元241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刻《三体石经》,古文也是排在篆隶之前的字体。直到晚清时期编写的金文字典《古籀汇编》,其中的“古”就是指古文。

     

        楚简在书法艺术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首先是使人们认识的文字大大增多了。过去用古文字进行书法篆刻创作,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字少,很多诗词名句在秦以前的文字中找不到。现在随着大批楚简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我们认识的古文字数量增多了,有的一个字就有几种异体字,这就使书法创作的素材丰富了许多。

     

        大家知道,古代书法的经典,流传下来的就是墨迹和拓本两种。甲骨文、金文、刻石、碑帖这些拓本大部分是“黑纸白字”的。过去墨迹的东西是非常珍贵的,像我们知道的“二王”的作品,大概都是唐代的摹本或临本。过去乾隆皇帝得到王羲之、王献之的唐摹本,专门在北海盖间小屋,叫什么?三希堂,三件非常珍贵稀有的东西。为什么墨迹的价值更高?因为墨迹不像拓本经历过二次加工,又有锈蚀或岁月造成的残泐。墨迹更能反映出用笔的痕迹。我们现在见到的楚简,是公元前二三百年的,那比“二王”的墨迹要早多了。

     

        楚简发现之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古文,无非就是战国时期的金文等铜器铭文,再就是《三体石经》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上面的字体。而楚简的发现,让我们见到了以前的书法家从未见过的各种古文的结体和用笔,像郭店简《老子》的质朴简约、《成之闻之》《尊德义》以侧锋用笔营造出的流畅飘逸、《语丛》刚柔相济的“垂针”,还有清华简中《保训》《良臣》中锋用笔所显现的厚重坚实、上博简《孔子诗论》的精到,都是以往的古文中没有见过的。

     

        记者:您对学习楚简书法有什么心得?是不是把这些精美的楚简文字临摹下来,就是一幅书法作品了?

     

        刘绍刚:学习楚简书法,分临摹和创作两类。临摹楚简,与临摹晋唐以来的碑帖不同。晋唐碑帖大都是名家之作,临摹应该一点一画都忠实原作,而楚简的临摹则不同:楚简的书手有高低之分,书写时的状态不同,有的工整,也有的草率,偶尔抄手还会有笔误,不像在青铜器铸刻铭文那么准确、谨严。所以临摹楚简,应该参考战国青铜器的铭文,首先把字形结构写准确。其次,楚简的笔法多种多样,要有选择地吸取,不能依样画葫芦。中国书法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审美习惯,对于不符合传统审美要求的东西,应该审慎地吸取。还有一点,楚简是书写在竹简上的小字,我们今天是在极富渗化力的生宣纸上写字,字形也大了许多,必然也需要在造型和笔墨上有所改造,所以临摹楚简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在艺术上再创作的过程。

     

        记者:用楚简的文字创作,对创作的内容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要求?我看到您写的作品《孔子论学八体书二种》,在内容上有怎样的选择?

     

        刘绍刚:书法是艺术创作,本来没有什么要求,但使用古文字进行创作,还是有一点讲究。比如标语口号不写,世俗俚语不写,文辞不雅不写。用古文字写,有几个人能看懂?没意义。用古文字创作,最好是文字和内容能和谐一致,比如用西周金文写《尚书》,我用金文写周武王诗“乐乐旨酒”,用楚简写屈原、老子、庄子的句子,用西汉的“古隶”写西汉的诗句。我前几年写的《见贤思齐》和《上善若水》两个系列的作品,就是选择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内容,从先秦诸子中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词句,用战国秦汉的文字书写的作品,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一定意义。

     

        当然这也不是说除了先秦的句子,后代的文辞就不可以写,比如大家都喜爱的唐宋诗词等,也是我们经常写的内容。不管写什么内容,写的字和诗词内容的风格应该尽量一致,根据诗词的内容,选择书法风格或流畅飘逸,或凝重质朴的字,这是考量书法家“字外功夫”的。像徐悲鸿请人治印,刻“八十七神仙残卷之居”,请蒋维崧先生刻,因为蒋先生的印文雅;而刻“吞吐大荒”,就得请齐白石刻,齐白石的艺术风格适合刻这样的词句,大气中有几分霸悍。这就是什么人适合刻什么印,这个道理放在写字上也同样适用。

     

        记者:古文字书法在整个书法领域有多大的发展前景,它会成为书法创作的主流吗?

     

        刘绍刚:在中国书法史上,从王羲之开始,楷书、行书、草书一直是主流,篆书、隶书只算是支流。

     

        古文字书法的起步比起篆隶来就更晚了。金文从宋代发现,到晚清吴大澂、丁佛言之后才算有了金文书法。20世纪初甲骨文发现后,罗振玉、董作宾等人开始用甲骨文进行书法创作,容庚、商承祚、蒋维崧、徐无闻等前辈在古文字书法上都有各自的贡献,在当代书法界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

     

        古文字书法的门槛比较高,因为书写者必须要懂古文字,而能够欣赏的人,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古文字知识。所以古文字书法很难普及,更不会成为书法领域的主流。刘向《新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陵采薇’,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是其曲弥高者,其和弥寡。”古文字书法应该就属于后者,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创作和欣赏的艺术。

     

        记者:既然知道古文字书法属于小众艺术,您为什么还痴迷于此呢?

     

        刘绍刚:艺术无所谓大众小众之分,小众的艺术也有它生存的意义。像古琴、昆曲都是小众的艺术,没有前些年的吉他、迪斯科那么“流行”,更不像广场舞那样普及,但却是第一批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文字书法确实是小众的艺术,但它的价值并不会因为受众少而降低。

     

        记者:古文字书法对您来说,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能让您数十年为之努力、坚持不懈呢?

     

        刘绍刚: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徐悲鸿20世纪40年代在北平与业师蒋维崧等朋友吃饭时,也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有两样东西我们应当超过古人,一样是烹饪,一样是篆刻,因为材料比以前多了。

     

        一位是国学大师,一位是艺术大师,两个人同样对新材料如此重视,也说明新材料不管是对学术还是对艺术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大量的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不断被发现,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眼福”、机遇,是值得前辈书法家羡慕的。然而要把这些新发现通过书法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要写出这个时代才可能出现的作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老师蒋维崧先生生前就多次说过:要写出对得起这个时代的作品。我一直记着老师的教诲,努力为书法艺术贡献出自己独到的新作。

     

        在喧嚣的都市中,远离灯红酒绿的喧闹,远离低级趣味的娱乐,忘掉世俗的纷扰、物质的诱惑,在一个角落里,静静面对着一枚枚古人留下的简牍,体味着其中深奥的内容,欣赏着那两千多年前的书手留下的墨迹,仿佛穿越了时空。一旦有了新的领悟,掂一支狼毫,研一池新墨,古老竹简上的文字,在洁白的宣纸上仿佛复活了,既保留了古意盎然,又增添了几分新趣。这种好似与古人对话的感觉,是难以与外人道来的一份快乐。

     

        (本报记者 梁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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