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人对话的艺术

    【底色访谈】

    记者：面对着一枚枚楚简、秦简和汉简上古奥、神秘的文字，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无异于天书；但对于您而言，却好像充满着无穷的乐趣。这些楚简主要有哪些内容？

    刘绍刚：楚简都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竹简，也就是说，是孟子、荀子、庄子那个时代的竹简。在这些竹简里，有流传至今的文献《老子》《周易》《缁衣》《五行》，有《尚书》的佚篇，更多的是失传已久的文献，像《孔子诗论》和一些战国时期的儒家文献、战国时期的历史、诸子的文献，更发现了诸如周文王的“遗嘱”《保训》《耆夜》中《周武王致毕公诗》以及诸多的先秦文献，用李学勤先生的话说，这些文献连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见过！对于中国历史、学术史、古文字学等各类学科的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面对着这些前人留下来的竹书，解读其中的字句、体会其意味，如同与古人在对话，与先贤在无声地交流。

    记者：这些楚简的发现，除了学术价值以外，在书法艺术上应该也有极高的价值吧？楚简文字在篆、隶、楷、行、草中属于哪种书体？它的艺术魅力在哪里？

    刘绍刚：如果非要给楚简在五种书体中找一个归属，只能归于“篆”，因为凡是秦以前的文字，包括金文、甲骨文，现在谈书法的人都只能归到“篆”里面。但如果准确一点说，它应该叫“古文”。古文在中国的文字和书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字体。《说文叙》中说新莽时期的“六书”，第一就是古文，主要来源是“孔子壁中书”，这是汉代发现的一批战国简。公元241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刻《三体石经》，古文也是排在篆隶之前的字体。直到晚清时期编写的金文字典《古籀汇编》，其中的“古”就是指古文。

    楚简在书法艺术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首先是使人们认识的文字大大增多了。过去用古文字进行书法篆刻创作，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字少，很多诗词名句在秦以前的文字中找不到。现在随着大批楚简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我们认识的古文字数量增多了，有的一个字就有几种异体字，这就使书法创作的素材丰富了许多。

    大家知道，古代书法的经典，流传下来的就是墨迹和拓本两种。甲骨文、金文、刻石、碑帖这些拓本大部分是“黑纸白字”的。过去墨迹的东西是非常珍贵的，像我们知道的“二王”的作品，大概都是唐代的摹本或临本。过去乾隆皇帝得到王羲之、王献之的唐摹本，专门在北海盖间小屋，叫什么？三希堂，三件非常珍贵稀有的东西。为什么墨迹的价值更高？因为墨迹不像拓本经历过二次加工，又有锈蚀或岁月造成的残泐。墨迹更能反映出用笔的痕迹。我们现在见到的楚简，是公元前二三百年的，那比“二王”的墨迹要早多了。

    楚简发现之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古文，无非就是战国时期的金文等铜器铭文，再就是《三体石经》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上面的字体。而楚简的发现，让我们见到了以前的书法家从未见过的各种古文的结体和用笔，像郭店简《老子》的质朴简约、《成之闻之》《尊德义》以侧锋用笔营造出的流畅飘逸、《语丛》刚柔相济的“垂针”，还有清华简中《保训》《良臣》中锋用笔所显现的厚重坚实、上博简《孔子诗论》的精到，都是以往的古文中没有见过的。

    记者：您对学习楚简书法有什么心得？是不是把这些精美的楚简文字临摹下来，就是一幅书法作品了？

    刘绍刚：学习楚简书法，分临摹和创作两类。临摹楚简，与临摹晋唐以来的碑帖不同。晋唐碑帖大都是名家之作，临摹应该一点一画都忠实原作，而楚简的临摹则不同：楚简的书手有高低之分，书写时的状态不同，有的工整，也有的草率，偶尔抄手还会有笔误，不像在青铜器铸刻铭文那么准确、谨严。所以临摹楚简，应该参考战国青铜器的铭文，首先把字形结构写准确。其次，楚简的笔法多种多样，要有选择地吸取，不能依样画葫芦。中国书法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审美习惯，对于不符合传统审美要求的东西，应该审慎地吸取。还有一点，楚简是书写在竹简上的小字，我们今天是在极富渗化力的生宣纸上写字，字形也大了许多，必然也需要在造型和笔墨上有所改造，所以临摹楚简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在艺术上再创作的过程。

    记者：用楚简的文字创作，对创作的内容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要求？我看到您写的作品《孔子论学八体书二种》，在内容上有怎样的选择？

    刘绍刚：书法是艺术创作，本来没有什么要求，但使用古文字进行创作，还是有一点讲究。比如标语口号不写，世俗俚语不写，文辞不雅不写。用古文字写，有几个人能看懂？没意义。用古文字创作，最好是文字和内容能和谐一致，比如用西周金文写《尚书》，我用金文写周武王诗“乐乐旨酒”，用楚简写屈原、老子、庄子的句子，用西汉的“古隶”写西汉的诗句。我前几年写的《见贤思齐》和《上善若水》两个系列的作品，就是选择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内容，从先秦诸子中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词句，用战国秦汉的文字书写的作品，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一定意义。

    当然这也不是说除了先秦的句子，后代的文辞就不可以写，比如大家都喜爱的唐宋诗词等，也是我们经常写的内容。不管写什么内容，写的字和诗词内容的风格应该尽量一致，根据诗词的内容，选择书法风格或流畅飘逸，或凝重质朴的字，这是考量书法家“字外功夫”的。像徐悲鸿请人治印，刻“八十七神仙残卷之居”，请蒋维崧先生刻，因为蒋先生的印文雅；而刻“吞吐大荒”，就得请齐白石刻，齐白石的艺术风格适合刻这样的词句，大气中有几分霸悍。这就是什么人适合刻什么印，这个道理放在写字上也同样适用。

    记者：古文字书法在整个书法领域有多大的发展前景，它会成为书法创作的主流吗？

    刘绍刚：在中国书法史上，从王羲之开始，楷书、行书、草书一直是主流，篆书、隶书只算是支流。

    古文字书法的起步比起篆隶来就更晚了。金文从宋代发现，到晚清吴大澂、丁佛言之后才算有了金文书法。20世纪初甲骨文发现后，罗振玉、董作宾等人开始用甲骨文进行书法创作，容庚、商承祚、蒋维崧、徐无闻等前辈在古文字书法上都有各自的贡献，在当代书法界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

    古文字书法的门槛比较高，因为书写者必须要懂古文字，而能够欣赏的人，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古文字知识。所以古文字书法很难普及，更不会成为书法领域的主流。刘向《新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陵采薇’，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是其曲弥高者，其和弥寡。”古文字书法应该就属于后者，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创作和欣赏的艺术。

    记者：既然知道古文字书法属于小众艺术，您为什么还痴迷于此呢？

    刘绍刚：艺术无所谓大众小众之分，小众的艺术也有它生存的意义。像古琴、昆曲都是小众的艺术，没有前些年的吉他、迪斯科那么“流行”，更不像广场舞那样普及，但却是第一批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文字书法确实是小众的艺术，但它的价值并不会因为受众少而降低。

    记者：古文字书法对您来说，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能让您数十年为之努力、坚持不懈呢？

    刘绍刚：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徐悲鸿20世纪40年代在北平与业师蒋维崧等朋友吃饭时，也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有两样东西我们应当超过古人，一样是烹饪，一样是篆刻，因为材料比以前多了。

    一位是国学大师，一位是艺术大师，两个人同样对新材料如此重视，也说明新材料不管是对学术还是对艺术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大量的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不断被发现，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眼福”、机遇，是值得前辈书法家羡慕的。然而要把这些新发现通过书法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要写出这个时代才可能出现的作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老师蒋维崧先生生前就多次说过：要写出对得起这个时代的作品。我一直记着老师的教诲，努力为书法艺术贡献出自己独到的新作。

    在喧嚣的都市中，远离灯红酒绿的喧闹，远离低级趣味的娱乐，忘掉世俗的纷扰、物质的诱惑，在一个角落里，静静面对着一枚枚古人留下的简牍，体味着其中深奥的内容，欣赏着那两千多年前的书手留下的墨迹，仿佛穿越了时空。一旦有了新的领悟，掂一支狼毫，研一池新墨，古老竹简上的文字，在洁白的宣纸上仿佛复活了，既保留了古意盎然，又增添了几分新趣。这种好似与古人对话的感觉，是难以与外人道来的一份快乐。

    （本报记者 梁若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