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帽儿巷

    蒋秀梅从记事起，家就住在太原城中的帽儿巷里。巷子两边是错落不齐的老式瓦房，秋天一来，好多人家房顶上零星散落的枯草，随风摇摆，越发摇出了小巷的仄逼和破败。好在蒋秀梅并不因此而自卑。生于陋巷不是她的错，放眼望去，像她一样生于斯长于斯的街巷孩子，比比皆是，有多数人做伴的自卑就不叫自卑。她的小学同学一半住在帽儿巷，一半住在靴巷。放学后，她和同学们在帽儿巷打沙包，在靴巷跳皮筋。每天玩得天昏地暗，弯曲而狭窄的街巷孕育了她童年所有的美好。

    直到上了中学，蒋秀梅才惊奇地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都生活在街巷里，还有一个叫宿舍院的地方令她自惭形秽。随便张嘴问问，她中学的同学，哪个不是住在父母单位的宿舍院。

    蒋秀梅第一次见识宿舍院，是去她的同学藏庆家。藏庆是坐在她后排的一位梳童花头的女生。和藏庆成为好朋友后，蒋秀梅对自己生出了诸多不满，就连蒋秀梅三个字也让她感到俗不可耐。她希望能有一个和藏庆一样两个字的不带性别特征的名字。

    那天下雨，蒋秀梅没有带雨伞，藏庆把她拉到撑开的绿伞下，说，干脆跟我到我家做作业去。这是蒋秀梅求之已久的，她步伐喜悦，和藏庆肩并肩，走在蒙蒙细雨中。心中油然升起的是杜甫的两句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当俩人手拉手走到一座砖灰色的六层大楼前时，突然，蒋秀梅松开藏庆的手，脚步迟疑地从雨伞下钻了出来，站在原地，不走了。

    藏庆奇怪地看着蒋秀梅，你怎么不走了？

    你不是领我去你们家做作业吗？蒋秀梅指着高楼上的牌子问：怎么走到商业厅了？

    藏庆笑着把她又拉回雨伞下，说，我家就住在商业厅后边，这是办公楼，后面是我们的宿舍院。

    宿舍院？

    对啊，你不知道吗？咱们班的同学差不多都住宿舍院，光这个院里就住着咱们班的好几个同学。藏庆抬手指着马路对面的一扇铁大门又说，从那个门进去，就是晋剧院的宿舍，那个院里也有咱们班的同学。你呢？你们家住哪的宿舍？

    蒋秀梅愣了一下，“帽儿巷”三个字突然变得那么拗口，她张了几次嘴，也没说出来。在往藏庆家走的路上，蒋秀梅对藏庆充满了感激，感激她不是一个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那天在藏庆家做作业，蒋秀梅是一个字也没写到心上，她被一连串的震惊打击得晕头转向。不过时不过节的，藏庆家的桌子上竟然摆着一大盒奶糖，桌子旁边的地上，放着一大筐苹果，藏庆很随意地从筐子里拿出一个苹果，“嗵”地就扔了过来，对她说，那是水果刀，你自己削皮。蒋秀梅把苹果放下，她不能随便吃人家的苹果，也不会削皮。她挑了一粒最小的奶糖，放在嘴里，慢慢含着。她们家过大年才买二斤最便宜的杂拌糖，客人来了端出来，客人走后收起。苹果则很少买，就是偶尔买几斤，也不会摆出来。年三十晚上，她们兄妹几个排成一排，眼巴巴地看着妈妈用秤称好，每人一份，大的两个一份，小的三个一份。

    从藏庆家出来，雨停了。雨后的夜空深邃得像海，蒋秀梅的心里也海一样波涛澎湃，对宿舍院的崇敬和向往一浪高过一浪，潮水般地汹涌着，多少年都不退却。后来，直接左右了她的婚姻大事。

    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昨天还在藏庆家做作业的蒋秀梅，今天就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帽儿巷特有的热情，让蒋秀梅家门庭若市，给她说媒的人赶会一样络绎不绝，都要踢破他家的门槛了，她还是坚定地摇着头。

    丫头，这可是人家四蛋和父母都看上你才让我来说的。你们两家都是咱帽儿巷的老住户了，知根知底。

    我现在还不想找。蒋秀梅摇着头对媒人说。

    望着媒人尴尬的背影，蒋秀梅觉得好笑，她怎么能在帽儿巷找呢？

    妈妈着急地问：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蒋秀梅答：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等蒋秀梅把一个梳着大背头的高个小伙子领回他们家时，妈妈屁股都懒得抬。小伙子一出门，妈妈就气急败坏地表态：这个人不行，油头粉面的，一看就不是个正经人。

    蒋秀梅反驳道：可人家住在正经地方，他家和藏庆家一样，住在商业厅的宿舍院。

    你个糊脑油，十勺子也控不尽。你是嫁人了，还是嫁地方了？

    嫁地方，我就是看上他们家住的宿舍院了。

    后来，蒋秀梅痛心疾首地认为少不更事的她，其实是被一种错误的气息误导了。他是蒋秀梅的初恋情人，他带着宿舍院特有的气息，轻而易举地就走到了蒋秀梅的身边。对蒋秀梅来说，这是一种需要高山仰止的陌生气息，这种气息吸引她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多少年了。那是宿舍院散发出的集团气息，集体的力量给生活在其中的他平添了一股说不出的神气。

    蒋秀梅被这股神气牵引着，义无反顾地嫁到了她心仪已久的宿舍院。那时的蒋秀梅，肌如白雪，貌若天仙，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白富美里至少也占了两条。可惜，又白又美的她，一叶障目，宿舍院——这片长在她心上的常春藤蒙蔽了她美丽的双眼，在她看来，只要能嫁到宿舍院，就是一好百好。婚后没有房子的蒋秀梅，高高兴兴地和老公一家挤在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里。蒋秀梅夫妇住一间，她的公婆和小姑子住一间，出嫁了的大姑子带着孩子住一间。

    天还没亮，她大姑姐的孩子就军号一样地吹起了嘹亮的哭声。

    蒋秀梅用被子把头蒙上，军号声固执地穿过被子，一直往她耳朵里钻。只听“唿”的一声，蒋秀梅掀开被子，边穿衣服边说，不行，我去哄哄，怎么哭上个没完。

    老公一把拉她躺下，你行了，还嫌不够乱，有人家妈呢，你别没事找事。

    谁没事找事了，你又不是听不见？

    听见又怎么样，就这条件？

    老公一只胳膊伸过来，握住她的手安慰道：明天是周末，要不，我们不回来了，去电影院看夜场电影。

    不去，蒋秀梅生气地说，电影院又不是家，能天天在电影院过吗？再说，你不是答应我考夜大？正好，明天我休息，你早点回来，我帮你复习。

    你怎么长得像黛玉，说话像宝钗，烦不烦人。老公生气地转过身去，不再理她。

    蒋秀梅鼻子酸酸的想哭，但老公家人多，不能哭。就是回了帽儿巷自己的娘家，也只能咽泪装欢。

    第二年，蒋秀梅生了个儿子，不想，她的儿子也是个夜哭郎，两个孩子的哭声如歌声般此起彼伏，一会独唱，一会二重唱。最先忍受不了的，是他的老公，他经常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晚回，甚至彻夜不归。

    夜色渐浓，婆婆门也不敲推门就走进她的房间说，我们家儿子以前根本就没有一夜不回家的毛病。我们宿舍大院的孩子都是有规矩的。

    这是什么话，蒋秀梅真想站起来，顶上婆婆几句。话里话外分明是觉得她这个街巷女孩没规矩，把他儿子教唆坏了，难道蒋秀梅不想让老公回来。她抬头看了眼婆婆，强压下心中的火气说，妈，你别担心，也许他是单位有事。婆婆的话纵是再没道理，蒋秀梅也只好忍着。婆婆毕竟不是妈妈，想顶就顶，顶过就忘了。谁让自己是街巷里的女孩，高攀到人家宿舍院里来，该受就得受着。

    婆婆走出门后，她哄孩子睡下，自己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里犹豫着要不要呼老公回来。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手机还没有像今天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BB机，蒋秀梅家也只有一台，老公带着。那天晚上，蒋秀梅几次挂通寻呼台，几次又放下。

    请问呼几号机主？说话。

    蒋秀梅不说话。寻呼台小姐亲切的声音，在她听来，充满了嘲弄。她放下电话，擦了一把眼角的泪。心想，由他去吧！街巷女人也有街巷女人的尊严。

    渐渐地，老公夜不归宿的次数越来越多，别人都说，老公在外面有了人，可她不相信。她坚信老公是因为家里人多，嫌烦。

    一天，吃晚饭时，她装作漫不经心地问她的大姑姐，姐姐，姐夫什么时候就回国了？

    她大姑姐不无自豪地答：早着呢！读完研，还要读博，你以为外国的博士那么好读，像在你们帽儿巷转一圈一样容易吗？

    这和帽儿巷有什么关系吗？蒋秀梅后悔自己不该多嘴，简直是自取其辱。

    突然有一天，蒋秀梅下班回来，看见家门大开着，家中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人，连楼道里都站着人。每个房间的门都敞开着，只有大姑姐住的房间房门紧闭。原来，大姑姐在美国读研究生的爱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蒋秀梅在替大姑姐难过的同时，也替自己难过，看来，大姑姐是要在这个家长住了。

    蒋秀梅思来想去，还是自己退出的好，和大姑姐比起来，她和老公起码是两个人，两个人的日子再不济也比一个人强。

    她和老公说，要不，我们搬出去住吧！

    往哪搬？哪有房子？将就一天是一天吧！不等蒋秀梅再说什么，老公开门扬长而去。

    蒋秀梅一肚子的话，只好咽回肚里。她已经在对面文化厅的单身宿舍楼里找好一间房，那是座筒子楼，楼道里做饭，厕所公用。虽然做饭和上厕所都不太方便，但这点苦，蒋秀梅吃得下。帽儿巷谁家不是在院子里做饭，上街上的公共厕所，而且还不是冲水厕所。筒子楼里起码是冲水厕所。

    再说了，穿衣吃饭量家道，也只有这样的楼房才便宜。蒋秀梅嫁过来才醒悟，并不是所有住宿舍院的人家都富裕得一筐一筐吃苹果。老公家吃苹果，比她们家还不如，她们家还讲个公平公正，时不时地还能吃出个风格，孔融让梨也是常有的事。老公家倒好，各自为政，谁买回来都赶紧拿回自己的屋子。一个苹果都不舍得赠予的人，你还想让他们在金钱上表现的多么大度。何况，大姑姐现在这种情况，婆婆公公把钱贴了她，也是情有可原。

    蒋秀梅在附近转了一个月，才找准这么个靠她自力更生就能付起房租的房子。她在一家省级大医院当护士，除了不低的工资，还有可观的奖金，都能按时发，不像老公他们工厂，拖欠工资是正常，按时发倒是不正常。一个月三百五十块钱的房租，连蒋秀梅的奖金也用不完。何况，这里的左邻右舍，都是文化人，在这样的成长环境熏陶下，儿子日后还能差了。

    性价比这么高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蒋秀梅想找机会再和老公商量。还没等蒋秀梅找到机会，偌大的三间房一下子人去楼空，全成了她们一家三口的领地。原来，大姑姐爱人单位体恤遗属，照顾了她一套二居室的楼房。搬家那天，婆婆还有点不好意思，抱起她的儿子和她说，虽然你们的孩子比你姐的孩子小，可你姐一个人，我和你爸就跟过去帮她带孩子了。原以为小姑子会留下，不想，人留肚子不留，和她们住了没一个月，小姑子也紧锣密鼓地奉子成婚了。

    她拉着老公的手说，这下麻烦少了，你也别往外跑了，我们三人好好过！

    老公“噌”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有公章的信函对她说，正想告你，厂里在深圳成立了个办事处，我爸找了人，调我过去。

    那我和儿子呢？蒋秀梅望着窗外问，窗外桃红李白，她想好好生活，但谁和她好好生活呢？

    你们就在这里住着啊，爸妈他们都不在了，就你跟儿子住这么大的楼房，多好。想想你们家，到现在还住在帽儿巷里。

    蒋秀梅突然大叫一声，不要说帽儿巷。

    老公看了她一眼，扔下一句神经病，开门就往出走，边走边说，我去打会麻将。

    蒋秀梅抢先一步拦在门口，说，我们好好谈谈。

    老公瞪着眼说，谈球了。就是可劲地玩，也玩不了几天了，到了深圳，老子也许还玩不成呢。这脏话骂的，连老天爷都听不下去了，让他这次也玩不成。他刚坐到麻将桌上，就被前来抓赌的民警带回了派出所。蒋秀梅去派出所给他交了罚金。回到家后，蒋秀梅刚想劝他几句，只见他大手一挥说，你赶快给我收拾东西，我得提前走，这件事最好不要传到单位领导的耳朵里。

    老公走后，蒋秀梅一人带着孩子，三间房里，走过来是他们母子，走过去还是他们母子，日子清静的吓人。白天还好将就，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蒋秀梅回想起自己婚后的生活，忍不住泪流满面。

    多年后，藏庆从成都回太原，代父母卖她们家在商业厅的房子。她坐在蒋秀梅家客厅里，不无遗憾地说，秀梅，都怪我高中毕业后，再没和你联系，要是我知道你嫁的人是他，我会拦一拦的。

    蒋秀梅苦笑，怎么能怪你，当时我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事吗？

    记得，你走后，我妈一直和我夸你长得秀气，像林黛玉。后来我知道你住帽儿巷，和我妈说，秀梅不好意思说，她们家住在街巷里。我妈还感叹：深巷出俊鸟。

    不是俊鸟，是傻鸟，被你们这个宿舍院勾了魂的傻鸟。蒋秀梅说着把自己粗糙的手从藏庆保养得细白如瓷的手里抽出来，走到窗前。抬眼望去，四周都是新盖的大楼盘，全是高层。紧挨她们的一座高层，层高34层，挡了她们这座层高只有四层的老楼的光。蒋秀梅想和藏庆说，她曾经和这里住的老头老太太们一起，打着“还我阳光”的横幅在开发商的门前静坐过三天三夜。但就像小时候不愿和藏庆提起帽儿巷一样，她想了想，什么也没说。转而问藏庆：光说我了，我还不知道你找的哪的呢？

    找的你们帽儿巷的啊，小名叫四蛋，我问他认识你不，他说，认识。

    蒋秀梅吃惊地张大了嘴，忍不住“啊”的一声。隔着重重叠叠的岁月，蒋秀梅除了一声“啊”之外，又能说什么呢？

    藏庆笑，我就知道一说小名，你肯定能想起来。

    蒋秀梅点头，是的，他家住帽儿巷六号院。

    藏庆临走时，从包里掏出一个颇为精致的盒子，和蒋秀梅说，我给你带了盒化妆品，记得早晚都要用啊！

    后来，过老师节，蒋秀梅把这盒化妆品送孩子的老师了。一个心里不舒坦的女人，就是把化妆品当油漆刷在脸上，也会有裂缝出卖你。

    2016年，离过年还有三个多月，老公就在微信上用语音和她说，今年不打算回太原过年了，这边走不开。

    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冲过来，抢过手机，说，爸，你打开视频，我们视频聊天。

    蒋秀梅走过去，挂了电话。和儿子说，何必呢？今年我们回帽儿巷，在你姥姥家过年。

    过了半晌，儿子才说，妈，回不去了。新闻上说，旧城改造，帽儿巷的住户年前就全得搬走。

    （作者为山西太原第一监狱主治医师，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