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社会投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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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社会投资下滑明显，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持续下降，市场内生投资增长动力疲弱，投资下行压力不容忽视,引发广泛关注。

 

    社会投资增速为什么会掉下来？如何实现社会投资有钱投、有地方投、能投出去？

 

    当前，如何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激活社会有效投资，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问题。

 

1、钱从哪里来：深化投融资改革

 

数据

 

    今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879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7%），增速比1-5月份回落1.1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兼投资司司长许昆林表示，上半年投资同比名义增长9%，回落到个位数增长，也是十来年第一次。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持续下降，市场内生投资增长动力疲弱，投资下行压力不容忽视。

 

    对于民间投资的情况，国务院此前已经组织了几轮的督查调研。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看来，民间投资回落有客观原因。“过去民间投资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对应的是我们经济两位数的高位增长，现在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种情况下民间投资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还高位增长，这是客观因素”。

 

    张勇认为，民间投资更多以传统行业为主，现在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处在比较大的波动期，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怎样找到新的投资亮点、新的增长点，这需要一个过程，“过去企业家说干什么都挣钱，现在是很难挣钱。企业家做一个项目，选择越发慎重”。

 

    当然，社会投资下降的因素仍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这个老问题。

 

    许昆林表示，这仍然是当前企业反映最普遍、最突出问题。贷款期限比较长、成本比较高，到期要续贷也有很多问题，有的不能顺利续贷，企业不得不到社会上去融资，成本更高，很多企业的困难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所以问题非常突出。

 

    7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实施。在许昆林看来，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发布的第一个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的文件，意义非常重大。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本，还是要靠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意见提出，通过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使得企业投资方面的资金效率更高、来的更快、成本更低一些。”许昆林说。

 

    银行和企业是鱼水关系，企业不行了，银行也没好日子过。在这次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意见中，“金融机构以适当的方式依法持有企业的股权试点”被广泛关注。

 

    张勇表示，《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主要从事贷款业务，不从事直接投资业务。当然，也赋予了国务院一个批准权限，允许金融机构从事试点工作。“我们是希望给一个空间，更好地使金融和实体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推动、良性发展”。

 

2、堵在哪里：提升社会投资“温度”

 

现象

 

    过去，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同步。2016年以来，两者分道扬镳，民间投资快速下滑，不仅增速下滑，而且在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也同时下降。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看来，出现这种“拐点”现象，其实病因早已种下。从2005年颁布“非公36条”以来，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文件接二连三，但政策多，难落地。

 

    “与国资投资不同，民间投资的未来预期收益率与改革的相关度更高，失去改革大环境这个基本支撑，导致了民间投资加速下行。”刘尚希说，所以，与其说国有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倒不如说是改革迟滞导致了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刘尚希认为，减税降费、激励性补贴、降低成本等解困式的政策措施，只能解决眼前的困难，维持当前的生产经营，而投资却要有长期打算，是由未来预期引导的，只有改革，才能真正改变未来预期。

 

    针对民间投资的“堵点”，张勇坦陈，确实还有融资难、融资贵、“玻璃门”“弹簧门”这些政府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刻不容缓地需要解决。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看来，促进民间投资也面临着用改革实现“三去”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国企要“去保护”，二是民企借贷要“去失信”，三是政府管理要“去低效”。

 

    7月18日召开的各省（区、市）政府负责人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工作会议提出，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未来将持续推进三方面的举措。

 

    首先，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不仅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简化行政程序，而且摘掉所有制歧视的“有色眼镜”，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清除各类制约社会投资的显性或隐性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更优的投资环境。

 

    其次，落实好营改增等减税清费政策，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重创新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进一步规范和清理贷款中间环节收费，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控制存贷款利差，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赋予贴近企业的基层金融机构合理信贷权，积极发展股权融资，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逐步降低实体经济杠杆率。强化法律保障，增强市场契约精神，尽快开展清理偿还政府欠款专项工作，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最后，创新投资方式，统筹推进价格等改革，推广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3、投到哪里去：实现乘数效应

 

亮点

 

    与国内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形成对比的是，今年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惊人。今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479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额累计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

 

    王衍行指出，目前中国许多已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如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对国内民间资本的介入仍有严格的限制，相对于国有投资、政府投资来说，民间投资可选择的领域仍然较窄。

 

    为此，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政策限制，破除金融、电力、市政公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对民间投资的不合理限制，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上述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工作会议提出，“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地方规划明确的重点项目，有条件的都要创新机制，鼓励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并合理保护其合法权益。

 

    7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指出，要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保证公共支出能力和力度，发挥财政资金效应，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领域。

 

    “我们提出要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明确要通过特许经营和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张勇表示，现在PPP发展加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特别是在社会事业领域，包括养老、医院等领域，引入社会投资管理的效益更能体现出来。

 

    专家表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扩大有效投资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乘数效应、结构效应，并可拉动消费和增加就业，是适度扩大总需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发展的重要方面。

 

    社会投资包括民间投资和混合所有制投资，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抓住产业升级、新经济成长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薄弱领域建设带来投资空间拓展的机遇，顺应新旧动能转换趋势，在用好有限的政府资金的同时，加强对社会资金的引导，防止投向产能过剩、污染环境的行业等，而是更多用于补齐短板、优化结构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新动能、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促进发展的千钧之力。

 

    （本报记者 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