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出来，回归当下

    2016年是陶行知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我自从1981年开始学习陶行知，研读陶行知，曾任《陶行知全集》（川教版）专职编辑，其间大约15年专职从事陶行知研究。我想结合自己学习陶行知从事教育调查和改革实践，本着求整体、求准确、求真实，而不求标准化、不求形式的原则，着眼于未来教育与社会的改进，讨论几个当下相关问题。

    历史学者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层累造史”理论，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地累积起来的，后人不断添加新材料，随着时间不断向后发展，历史记载不断向前延伸；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描述越来越丰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研究者只能看到最早的史料对历史事件的反应，却不可能从中直接认识历史事件的真实状况。事实上，这一理论不只对古代史有一定的解释力，对近现代历史研究也很有参考意义，至少在本人直接经历35年的陶行知研究中，“层累”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尤其是随着近些年不少对陶行知感兴趣却缺乏辨识能力、未能充分阅读陶行知原著的人参与陶行知研究活动，这一现象有愈发严重的倾向。

    还原一个真实原本的陶行知在当下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主要原因在于功利的作用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刻板印象直接妨碍着人们还原真实的陶行知。

    还原陶行知，需要从陶行知那里学些方法，就是要重视证据，把陶行知研究看成实证性的专业研究，不能凭感情海阔天空，一定要做史料甄别工作；要重视人文视野，不要简单把研究做成综合性文句汇编，要注意不违背陶行知的基本精神。当下陶行知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多数人不会使用这些工具，或使用这些工具不严谨，以致研究质量难以得到较大程度提升。

    寻找原本的陶行知就要充分用好理性、专业的工具，要甄别陶行知传记材料，要大量阅读陶行知的原作，要充分运用史学理论，遵从史学的规则，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有九分材料不说十分话，应该将他一生的思想言行作为确立其原貌和全貌的依据。

把陶行知解放出来

    之所以要把陶行知解放出来，是因为已经有些人、有些学校或组织把陶行知关进各种观念、意识、行业、国别、时代等等分类里，反倒离他所终身服务的大众遥远了，偏离了陶行知所主张的川流不息的现代化的主流。

    常常见到一些学校学习陶行知就是“唱陶歌，跳陶舞，造陶像，贴陶语”，而没有学到陶行知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改造社会的精神之类内涵本质性的内容。甚至一些人违背陶行知“儿童中心”的儿童观，编出“太阳就是陶行知”的儿歌让学生背诵，这些以非陶行知的观念绑架陶行知的做法不只基层学校有，一些打着陶行知名义活动的个人和组织也常常由于对陶行知的无知而大行其道。

    从人格定位上，陶行知主张人人平等，做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如果只是给陶行知不停加冠封谥，运用“伟大”把他与众人隔开；用各种“典范”让众人看到无所适从；用各种“示范”让众人感到无所选择；用各种“先驱”让众人看不到前人和同侪又无信心学习；用各种“榜样”让众人觉得无法自主；用各种“大师”让众人只能自我菲薄；称之“样板”让人只能依样学样，而不能创造，无法实现陶行知所说的“仿我者死，创我者生”；再加上“卓越”“巨人”“丰碑”等赞词，完全把陶行知推上神坛。

    陶行知是杰出的，但这种把陶行知与大众拉开距离的做法是完全违背陶行知基本精神的。

    作为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拜人民为师，而不是被他人举得远远高出众人；他对师生关系有独特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戴震的观念，即主张以“亦师亦友”的方式相处，这也是他倡行平民教育、“艺友制”师范教育的理念依据。正因为如此领会，本人从一开始学习陶行知起就一直以“亦师亦友”的准则与陶行知相处，站着研究和学习陶行知，而不是跪在陶行知面前学陶行知；以所了解到的现实教育问题与陶行知的文本反复对话、讨论，而不是将陶行知的话语当作不可更易的教条；与陶行知进行平等的心灵沟通，而非不折不扣地以他所言所行为圭臬。相信这也是当下众多人学习陶行知所应和所能奉持的态度，也只有众人以这种态度学习陶行知，陶行知才处在自由、解放的状态，才能为众人所接近，才会被人们感到可爱，才不会陷进少数人所设置的圈套里；众人也处于自由解放状态，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精神才能成为众人人生成长和职业生涯中可用的资源。

    那些忙不迭地给陶行知不停加冠封谥的人，至少打破了陶行知人人平等的为人准则，受世俗或传统等级观念驱使，或以仰视的方式让众人跟着仰视，而不能有其他选择；或把陶行知当作工具，让众人以自己的封谥为准绳。因为陶行知早已不在世了，这些封谥就成为现世的封谥者自扮“祭酒”的手段，若是这样，封谥者无疑是内心自居过高而傲视陶行知的。无论上述的哪种方式，都是对陶行知的一种亵渎。

    陶行知本人有较强的批判精神，解放陶行知在一定程度上要运用批判精神和方法。要让有关陶行知的研究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激情迸发；多谈实际问题，少用空泛的概念和不着边际的赞语；多摆事实，少用口号，要逐个地对具体的判断进行翔实的论证，消解主观臆断的陈说，并且在理论探讨上有所突破。

    真诚、平等地对待陶行知，并真诚、平等地对待现世中的每一个人，保持陶行知与大众之间平等自愿的学习关系，让陶行知保留可爱和可亲、可交往的本真状态，让学习活动成为每个人自主、自愿的选择，才是符合陶行知内在精神的学习陶行知，才是对陶行知以及现世的每个人的尊重和解放，也才不会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解放陶行知要以对真实的陶行知准确认知为基础，不要主观臆想，不把陶行知装进自己主观意识的套子里。事实上，不少试图把陶行知装进自己的套子里的人的见识远比陶行知狭窄，以自己的思想不解放限制别人解放思想地学习陶行知，他们常以不顾事实的无限赞美陶行知，或把陶行知塑造成全能的高大上来掩盖自己的无知，然后再以自己狭小的套子限制别人对原本真实完整的陶行知的了解，私下塞进自己个人的东西替换原本的陶行知思想。解放陶行知就需要突破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框框。

创设陶行知可以在当下生活的空间

    整体地看陶行知思想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做人，即他所倡导的做主人、真人、人中人、自立立人、抬头乐干的人、具有献身和创造精神的人、手脑相长和谐发展的人；二是创造理想的社会，即他倡导的民主、科学、富裕、爱满天下、平等互助、充满真善美的理想社会。这是他的人生目标，又是他的做人准则。这些思想与当今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是同向而行的。

    若能创设陶行知在当下生活的空间，就会出现更多的当代“陶行知”，社会将会更美好，依据陶行知的思想、个性特征和人生目标，检视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创设陶行知可以在当下生活的空间主要需要创设以下社会环境：

    创设人与人平等共生的社会环境。陶行知思想最基本的基础是做人中人的理念，足资今人作为思考人生、为人、处事、治国参照。可是，由于它是对数千年中国传统的颠覆，也是每一个人需要经过心灵革命才能确立的观念，他想创立的理想社会也是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改造。1931年，陶行知提出创建“五生世界”：也就是少生；好生，即优生；厚生，即反对厚葬；贵生，即珍惜生命，反对任意杀戮；共生，即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别、不同肤色的人共同生存。共生还包括人类与各类生命物的共生，包含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五生世界”的思想和理论对全人类未来发展都极有价值。他试图通过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四通八达的社会。直到今天，陶行知的理想远未实现，他所进行的“外在超越”远未失去现实意义。1946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继承陶行知先生的精神》的社论，指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适合劳苦大众需要的”，“基本精神，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创设做真人获得积极认可的社会环境。陶行知以他深邃的思想、笃行的能力、勇于担当的道德勇气和真人的人格魅力而为世人景仰，他主张“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而现实当中，无论是在教育领域之内，还是在整个社会，真人常常碰壁，坦诚常被冷眼的现象并不鲜见；另一面，做假人、说假话、说套话，伪装起来反倒能获得好处，甚至多年的同事、熟人也不能说真话，这样的环境让陶行知式的人寸步难行。改变这种状况当然非一日之功，能否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真人给以保护，能否对掩护假人的社会机制逐一拆除，让越来越多的人真诚起来。

    创设激励创造的社会环境。陶行知强调教育体系必须是涵盖全社会人人、时时、处处的多元社会结构，阐明了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都须适应变化、与时俱进，使教育贯彻人生始终、创造贯彻教育始终、社会创造力贯彻社会发展的始终，以培养新型人格。陶行知的创造不只针对自然，1940年代他生命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民主与创造。他提出“创造的民主、民主的创造”，把创造与民主联为一体，主张大众的、科学的生活教育必须以民主为始、以创造为果，试图建立起以民主、创造为内容的生活教育，将民主变为现实的生活方式。时下较多的人更注重的是创造的言辞，或享用创造的结果，却缺乏创造的精神和行动，缺乏思想，因而产生不出陶行知所追求的新价值。创造本身必然包含质疑、批判、否定，减少这些过程的难度就会有更多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