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导演”真的能讲好中国故事吗

    【求同存异】 

    近些年，中国电影市场被搅弄得风生水起，振兴电影工业基础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于是向国外领先的电影工业看齐，一时成为业界的趋势。学习、模仿自然不在话下，更为直接者，则干脆聘请外国导演、团队操刀，或以外包形式揽入名下。渐渐地，外国人拍中国电影竟成了当下的一大潮流。可以说，在发布会、研讨会及各类专业场合，都不乏以此自矜的声音，业界内外似乎浮现出这样一种期盼：“外国人来了，中国电影就得救了。”

    然而，果真如此吗？

    倘若以此作为类似“明星”“IP”的炒作噱头，以图宣传上的便利和营销的影响，自然无可厚非。在这个全民“炒IP”的时代，眼球效应作为市场经济关键的一环，不过是商业策略。然而，如果只有铺天盖地的喧嚣和造作，而无脚踏实地的琢磨和制作，所谓的“洋导演”“洋团队”的名头便只会适得其反，甚至沦为华而不实的“走穴”。

    从如今已诞生的作品来看，这恐怕才是那个不容反驳的事实。

    以“洋导演”们担纲的中国电影为例。当影片只借用中国背景，讲述外国人自己的故事，往往倒能接地气，譬如约翰·卡兰导演的《面纱》就改编自毛姆的小说，讲述英国夫妇在中国乡村的感情故事。只是这类影片讲述的，归根到底还是“外国故事”，与中国无多大关联。而一旦“洋导演”们试图跳出圈外，驾驭中国演员，且讲述面向本土观众的中国故事时，场面就开始变得有些“尴尬”了。

    先来看几位“名导”的作品。曾经以改编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而闻名的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对于中国元素并非头一次上手，然而真正到了全篇讲述中国故事的《狼图腾》，却出现了“狼比人出彩”的窘境，预想中的“中国故事”也成了“自然故事”。韩国导演郭在容曾以《假如爱有天意》《我的野蛮女友》等情感系列电影名震影坛，只是同样的模式到了中国，却催生了《我的早更女友》这样半生不熟的作品。

    名导之作尚且如此，其他作品就更不敢恭维。韩国导演吴基焕的《分手合约》、金容华的《大明猩》，日本导演行定勋的《深夜前的五分钟》，德国导演博兰加·法赫的《上海宝贝》，法国导演费利普·弥勒的《夜莺》等等，对原本的流水线生产模式生搬硬套，却大多让本土观众消化不良、接受无力。至于哈罗德·兹瓦特的《功夫梦》之属，根本上还是一场充满臆想的“外国叙事”，可以不论。

    “洋导演”的业绩算不得好看，“洋团队”们的表现又如何呢？在当代影坛，国外的特效团队可算是出镜率最高的团体了。似乎只要祭出这一法宝，营销便取得了一半的成功。然而，只消看看号称有好莱坞特效团队加持的《花千骨》，或韩国特效团队打造的《狄仁杰》等影视剧，就能明白，这些“外国的月亮”总会有那么些不伦不类——仙侠想象的飘逸，被浓墨重彩的西式大片场景所遮盖；古典盛唐的气象，则消失在欧美魔幻电影似的造型里。固然，国外顶尖特效团队的实力不容置疑，但要配合中国故事的讲述，呈现中国式的意境，“洋团队”们却依然显得外行。

    当然，片子没有拍好，不能都怨“外国人”。归根到底，制片的成败还要诉诸国人的肩上。“洋导演”成名于国外，习惯的也是国外的工业流程、审美风格、受众偏好，不同文化环境的长年浸泡，只能泡出一个“别人家”的大师。“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一个通俗的道理，所以与其感叹“橘之不橘”，不如问问我们的“移植者”和“栽培者”，是否扛起了应尽的责任？

    退一步讲，国外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制作手段，该学的还得学，该合作的还得合作。只是，“拿来主义”既不可行，入乡随俗就必然免不了。尤其在与国外导演和团队的合作中，更加熟悉中国市场和观影习惯的我们，自应当仁不让，成为实际的“掌舵人”。反过来，我们也应当珍惜中国电影这片“幅员辽阔”的市场。是让这里沦为狼奔豕突的“暴发户乐园”，还是成为“荣辱成败一肩扛”的“圣殿”——大权在握的，永远是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