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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这一文学皇冠上最古老而璀璨的明珠，在当代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境况。一面是大众偏见的横行，譬如“诗歌就是分行”“写诗是无病呻吟”等论调甚嚣尘上；一面是诗歌内部的分裂，学术话语与商业话语分庭抗礼，业内与大众水火不容。有人自说自话，有人以为噱头，有人不屑一顾，诗歌之处境尴尬若此。
然而，不同于许多文艺种类在国际化浪潮下“走出去”的步履维艰，众说纷纭的中国诗歌，反而有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美誉。就在前不久，在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诗刊》等主办的“2016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上，海内外的100多位诗人、艺术家和专家学者会聚一堂。
抛开了商业的浮躁，摒弃了论战的火气，诗人们回归诗歌本身，就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世界性，展开一场丰富而诗意充沛的言说。
从民族性到世界性
“对任何一个诗人来说，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特别是他后天成长的经历，毫无疑问，在他的身上都会深深地打下他所属的族群和文化的烙印。”在诗歌周的开幕典礼上，组委会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这样说道。
在身为彝族诗人的吉狄马加看来，民族性始终是他创作的源泉和灵感，是那块“有歌、有巫术、有魔幻、有梦与现实相交融的土地”培育了他的文学品性。在一首名为《黑色狂想曲》的诗中，他写道：“让我的每一句话，每一支歌/都是这土地灵魂里最真实的回音。”
如此鲜明的民族性表达并不是孤例。在诗歌的国际体系中，民族性（nationality）有时也被表述为地域性（locality）。出生于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亚诗人马尔科·卡沃斯，就把“根植在出生之地，有着特定的语言，以及由习惯和精神遗产塑造的皮肤”定义为地域性。他声称，唯有在地域性的维度中，他才“感到安全，甚至渴望”。
地域性往往赋予一个诗人以强烈的地方性标识。即便在中国的部分地区，譬如香港，就很强调诗歌的“在地抒情”的传统，即对于一个地方的记忆、想象、认同与歌咏。这对于地方性标识正寻求突破的内地诗歌而言，无疑是一个启发——与其让诗歌在宏大叙事中悬空，不如脚踏实地，为所在的土地歌咏。
“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文学自身生态的变化和调整，无中心时代已经来临。地方诗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除根’过程，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孤独和无根的彷徨，正在于‘地方性知识’丧失过程中，我们无以归依的文化乡愁和精神故乡的日益远离。”诗人霍俊明说。
因此，在不少诗人看来，地域性的重振将是当下诗歌必然经历的阶段。
反观世界性。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世界性是一种剔除了民族性、地域性所余下的“普遍性”，但去除自我，盲目比附，常让这样的“普遍性”显得空洞无物。在诗人树才眼中，世界性不过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地域性”。“世界性指什么？我认为就是一个人的地球性，一个生命的人类性。”他认为，为自己而写，为民族而写，为世界而写，其实是一回事。
把“他们”看作“我们”
在当代文艺“走出去”的大背景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也经过了无数次的表述。
曾经，固守地域性被认为是对世界性的抵抗；后来，我们又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然而在诗人杨黎看来，这两种说法事实上都蕴含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假设：即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分割开并相互对立的。
“我们不能把所谓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与这个世界的普遍性对立起来，那样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无疑是狭隘的、极端的。”对于这种对立的倾向，诗人吉狄马加表达了他的不赞成。杨黎也说，强调地域性与世界性的对抗，是一种世界破坏主义，其目的是反对现代性。
可见，诗人对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理解，并不流于表面，而更多看到了概念背后的创作实际。在克罗地亚诗人达米尔·索丹看来，正是因为诗歌源于个性，所以它始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对普遍性的亲和力。吉狄马加则表示，只有当诗人的作品深刻地表达了内心独一无二的感受，并通过翻译为读者所接受，他的诗歌才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
在此方面，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几乎所有诗人都无一例外地，将“个性”与“共性”这对貌似对立的概念放到了天平的同一端。这源于背后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即诗歌永远是“自我”表达，而“自我”正是全人类沟通的“通用货币”。
毫无疑问，“民族性”的本质就是自我书写，这也是诗歌的本质。所谓“世界性”，不过是从“小我”扩大为“大我”——无论如何，依然是“我”。相对于全盘否定的“无我”和空谈概念的“超我”，诗歌的感染力唯有建立在“有我”之上，才能表现人的真实情感和内心经验，进而触动整个世界。
“我是诗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人。我为自己而写，也为人类而写。”在谈及“小我”与“大我”关系之时，树才以一种诗意化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感受。这段简短的宣言未曾言明的一点是——中国诗歌要想走出去，唯有把外界的“他们”，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的“我们”，才能真正与世界融为一体，发出具有“世界性”的声音。
人是最终的标尺
为“我”书写也好，为“我们”书写也好，诗歌创作都不是口号和理念，而是人本身。对此，本届诗歌周的组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有他独到的理解。
“相比于概念，我更关心的是人。”阿来认为，民族性不是刻意为之，只要忠实地写人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心理感受，自然就会有民族性，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生活在文化的浸润中。小说是这样，诗歌也同样如此。
在丹麦诗人尼尔斯·弗兰克看来，诗歌的目的在于人与人心灵的沟通与对话，其基础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情感。他以一首被翻译过的中国明清时期的无名诗为例：
“我心非心，我心已死，可要抛弃一个孩子，如何忍心！
噢！扬子江的水啊！请慢点，再慢点！不要冲击那些岩石”
这首诗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因无力保护女婴，而不得不弃之入河的悲恸。“显然，这些情感人人都有，不仅亚洲女人有，全天下女人都有。”尼尔斯说，“诗歌是人类感情的共同语言，这也解释了为何世界各地的诗人比普通人更能理解彼此。”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成为诗歌的最终标尺，也是从民族性到世界性的最终标尺。
人作为标尺的意义不仅在于创作，也在于阅读和接受。作为“非非”诗派创始人之一的诗人尚仲敏说，即使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也不能写出来只给自己一个人看，他需要读者和知音，而且越多越好。“那些没有读者的诗，注定是‘坏诗’。所以，好诗人和好诗的最起码的标准就是：让人看懂。”
这对于所有即将从故乡出发、向着“诗和远方”前行的诗人而言，也许是一个最简单却又最深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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