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欧洲的“不亲近”由来已久

    【声音】

    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33.1公里，但位于海峡两端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心理距离远不止30来公里，今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清楚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英国位于欧洲而自感优越、不认同欧洲文化的心态，英国人自成一统、孤芳自赏的岛国情怀，由来已久。

    早在16世纪，莎士比亚在历史剧《理查二世》中假借老臣约翰·刚特之口赞颂祖国：“这一个造化女神为了防御毒害和战祸的侵入而为她自己造下的堡垒，这一个英雄豪杰的诞生之地，这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一个镶嵌在银色的海水之中的宝石（那海水就像是一堵围墙，或是一道沿屋的壕沟，杜绝了宵小的觊觎），这一个幸福的国土，这一个英格兰……”排比诗句深情且富于气势，但咏叹的却是小而坚固的英伦岛孤悬于欧陆之外的幸福，庆幸的是英国得天独厚的防守便利。直到20世纪，连二战时期的“亲欧”派英国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也在演说中直言：“我们与欧洲大陆相连，但并不包容在里面。我们和欧洲同在，但不属于欧洲。”

    英国曾经作为世界头号殖民霸主统治地球1/4的领土，有“日不落帝国”之谓，英国民众的头脑里却始终飘荡着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幽灵，这看起来有些矛盾，颇具反讽意味。但正如英国小说家兼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所说：“个人有个人的性格，民族国家亦如是。”我们不妨探究一下英国这一矛盾性格的形成机制和由来。

    英国的自我孤立，起因源自多个方面，而英国与欧洲的历史恩怨是极重要的一方面。英国与欧洲大陆自古便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且不说公元头1000年内古罗马人、盎格鲁·萨克森人和维京人对不列颠岛的轮番攻占和入侵，自11世纪诺曼公爵征服英格兰建立封建王权到现代，英国与欧洲强邻们龃龉不断，几乎每个世纪都有战争。驱动战争的引擎包括政治权力争夺、经济利益斗争、宗教信仰冲突和意识形态对立。

    英吉利海峡两岸一言不合就打仗，按下葫芦起来瓢。在此期间，一方面，英国从欧洲西北边缘崛起，发展成为西方文明中心，后又走向衰落，渐渐回归岛国本色；另一方面，漫长的战争史也塑造了英国对于欧洲大陆的戒备、警惕和不信任心理。站在英国的立场审视全局，用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教授的话来概括，那就是：18世纪以前，英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抵抗欧陆势力的侵扰和控制，18世纪到二战，英国面临的挑战是，当它忙于海外扩张的时候，如何防止单一大国控制欧洲大陆。团结和强大的欧洲大陆对于英国始终是个心病。

    我们选择三个历史节点来看英国是如何对付它的心病的：英国崛起之起始——英西战争（1585—1604年）；英国鼎盛时代的序曲——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衰落前奏——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英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是欧洲霸主而英国弱小；西班牙垄断大西洋航海贸易，英国寻求分一杯羹；西班牙作为天主教国家暗中支持英国叛乱势力，意图推翻伊丽莎白新教政权，英国不得不背水一战。1588年英军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一举扭转英西两国走势。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因此发生永久改变。就政治影响而言，西班牙走向衰败，为英国的海上争霸和殖民扩张让位。就文化影响而言，英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和国家利益至上意识从此确立、深入人心，而且，英国新教信仰与民族身份相互捆绑，以一种迷信的方式获得欧洲大陆的承认——连西班牙人都相信，弱势之邦之所以战胜庞然大国，显然是因为上帝站在英国新教一边。换言之，英国从屡屡被天主教欧洲国家合伙干预的小国一举成为欧陆国家不得不重视的竞争对手。

    竞争关系一经确立，英国与欧洲国家便不能破坏均势，否则，战乱必定又起。19世纪初，拿破仑从法国大革命的余烬中崛起，当上法国皇帝。1805年，拿破仑如此表达自己的梦想：“我们必须拥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司法系统，统一的欧洲上诉法庭，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我必将把欧洲所有民族统一为一个民族。”统一欧洲对于拿破仑是旷世伟业，对于英国人而言则意味着灭顶之灾。1805年10月，纳尔逊领导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加海角战胜拿破仑率领的法兰西-西班牙联合舰队。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败北，他的欧洲霸权梦宣告破灭。作为拿破仑战争的赢家，英国晋升为世界最强国，在欧洲开启了近一百年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为防止类似战争再度爆发，欧洲列强按势力平衡原则分割国土，波兰和萨克森成为大国“补偿原则”的牺牲品被瓜分，这样，理论上任何欧洲国家在未来都不可能强大到单独主导欧洲。

    但是，拿破仑战争还是给欧陆留下一个重要精神遗产——“统一欧洲”的理想。鉴于欧洲联合这一观念的原初历史背景和原始含义，英国对其保有疑虑是不难理解的。19世纪后期，英国实行所谓“光荣孤立”政策，不同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结盟，以便随时按照本身需要调整对外关系和维持均势，无疑体现了其对后院的担心。

    英欧和平持续99年，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为结束战争的战争”夺去了74万英国士兵的生命。虽然德国、法国和俄国的伤亡数字更惊人，但一战对于英国的打击最为巨大，影响最为深远。大英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遭受重创，此其一。更重要的是，由于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实施征兵制，大量受过高等教育、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被征召入伍亲历战场上的血腥杀戮，它导致一代人精神信念和理想的幻灭，一个时代的结束。历史学家塞缪尔·海因斯这样评论道：“一代单纯的年轻人，头脑里装满荣誉、光荣、英格兰等高尚的抽象概念投身战场……他们白白被愚蠢的将军们所筹划的愚蠢战斗所屠杀。活下来的人……看出，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德国人，而是国内那些编谎话的老家伙。他们抛弃了将他们送往战场的社会价值观，由此与过去、与前辈留下的文化遗产分道扬镳。”一战永久驱散了一代英国人对于西方文明和进步的信心。赞颂大英帝国武功成就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一去不复返。

    一战和随后的二战，促使欧陆人意识到自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但在英国民众心中，两次世界大战唤醒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领悟：这样的事永远不要再来第二遍！和平在英国和欧洲之间降临时，英国大众的心态，用英国历史学家韦农·伯格丹诺的话说，就是：我们不想承担欧洲责任，我们以前远离欧洲、独自屹立于世界一隅的时候，我们感觉最强大、最安全。

    在英国人的集体意识中，英国与欧洲的千年纠葛刻下的最深烙印，要么是一岛与一个大陆之间的对峙和对抗，要么是岛国与大陆搅和在一起所发生的悲剧和灾难。欧洲大陆之于英国，强，则是心怀叵测的对手；弱，则是连累自己的包袱。在地理和历史维度上，双方从来没有建立同呼吸共命运的利益基础和文化传统。

    这就是说，英国与欧洲大陆如果要构建靠得住的同盟关系，除了利益纽带以外，他们显然还需要编织一套全新的、突破历史记忆的、可共享的精神纽带。可是，当2011年英国媒体重提“光荣孤立”一词的时候，当伦敦前市长、牛津大学古典学出身的鲍里斯·约翰逊用“重归罗马帝国”解释欧盟的体制意义时，当英国人用一人一票做出脱离欧盟的决定时，我们分明看见英国曾经的荣耀和自矜投射在民族性格和当下现实之上的阴影：英国人忘不了自己辉煌的过去，也放不下历史的创伤和警告。

    （萧莎）